试论鲁迅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成就及其不足

试论鲁迅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成就及其不足

罗精华

鲁迅创作的25篇白话短篇小说，结集成两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他的这些不朽之作，其主题之深刻，手法之圆熟，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新阶段超群卓立，而且光照后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和后继者学习的楷模。

“文学即人学”，人物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鲁迅虽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人，但他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特别漫长而扎实的酝酿和准备阶段。他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同时代任何作家都具备了精深得多的见识，他对中外文艺理论和小说创作艺术的独到研究，使他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获得了内承优秀传统，外采诸家所长，涵泳吐纳，推陈出新的艺术修养。惟其如此，仅在前后七年短短的创作时间内，鲁迅塑造的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爱姑……等众多的人物，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条丰富多彩的人物艺术画廊。

但是，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他认识的不全面性，使得有些人物性格具有其模糊、单薄和动摇的现象。

一、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与其相对模糊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曾这样肯定过黑格尔对人物个性的要求：“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并批评了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了“的

非个性化倾向。①黑格尔认为“真正的自由的个别性，如理想所要求的，都不仅要显现为普遍性，而且还要显现为具体的特殊性”②，主张性格要有“特殊性”和“个性”。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鲁迅历来推崇中外名家的“画眼晴”和“勾灵魂”的方法，主张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即个性）来，做到“形神俱似”。

鲁迅小说的绝大部分人物的尚象、行动、语言和心理就达到了“仅用一个特征”而形神毕肖的地步。同样是面对革命者的被杀，胆小善良却又为儿子求“药”心切的华老栓是“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他感到“吃”“发冷”，被刽子手刀仅的眼光刺得“缩小了一半”，但又不得不在“慌忙”和“踌躇”中买了人血馒头，他在归途中的高兴也完全是因为相信这特殊的“药”能治好独生子的病。而处处追求“精神胜利”的无业游民阿Q却以看过杀革命党为荣：“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越司在的脸上。这一节，听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正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道：

“嚓！”

在这里一样的“麻木”却因人物的身份、经历、思想的不同而表现得如此具有个性特点。

吕纬甫和魏连殳同样是辛亥革命以后彷徨、颠簸以至没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教教“子日诗云”尚可糊口的吕的没落则表现为敷敷衍衍，随随便便，对于传授先前所痛惧的《孟子》《女儿经》之类抱“无乎不可”的态度，同时又做些“无聊的事情”，以满足别人

和寄托自己的空虚；而亲自造了“猫头苗”想裹在里面与世隔绝的魏则因频遭攻击生计断绝而完全走向反面；当了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在“胜利”的喧笑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个性表现得神态反常，更为阴郁和孤独。鲁迅就是在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个性里，包含并表现了这类知识分子的一般变化规律。

在鲁迅的小说里，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色，我们只需将他小说中的同类人物略作比较，即可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同是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的闰土和阿Q，同是辛亥革命时期封建顽固派的赵七爷、赵太爷、鲁四老爷、郭老娃和七大人，同是被压迫妇女的祥林嫂和爱姑，同是老一代没落知识分子的孔乙已和陈士成，同是辛亥革命以后消极知识分子的吕纬甫和魏连殳，同是假道学的四铭、何道统、卜微园和张沛君，每一类人物中的每个人物的性格都达到了不仅“显现为普遍性”(共性)而且“显现为具体的‘特殊性’（个性）”的要求，每人个都有各自特有的心地、性情、音容、笑貌和行状。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鲁迅特别善于选取那些足以“渗透到最复杂的人类心情里去”③的细节，来揭示人物的个性。由于鲁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都经过长期的静观默察而烂熟于心，洞悉其特定的社会属性及复杂的内容，熟知其个性特点，这些细节的内涵，就往往具有格外、深厚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广度，具有特别丰富的内含，显得尤其凝重。例如孔乙已的长衫、闰土口中的“老爷”，鲁四老爷的那句“可恶……然而……”，阿Q的“优胜”种种、方玄绰爱说的“差不多”，七大人爱用以擦鼻的“屁塞”……等细节，无不对刻划

人物有“画眼睛”、“勾灵魂”的作用。

但是，鲁迅某些小说里的极少数人物，也有个性相对比较模糊的，比之祥林螋和爱姑，单四嫂子的个性特征就不甚鲜明，七斤的个性也不如七斤嫂、九斤老太和赵七爷突出。鲁迅的另一类小说，如《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猫和兔》和《鸭的喜剧》等则近似于中国古代的某些笔记体小说或当时翻译过来的外国文艺小品(当时亦称之为小说)，实际上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小说，似未把人物性格的刻划放到创作的中心位置，因而不能不说车夫，N先生、三太太、母亲和爱罗先珂等人物的个性都不是很鲜明的。这一现象一方面根源于短篇小说的初创时期，小说的界限尚不很明确，另一方面也历史地反映了鲁迅在不倦的艺术探索中小说创作的不平衡状态。鲁迅自己就曾说过：“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④

二、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其相对单薄

人是最复杂多变的，作为社会生活核心的人也如社会生活一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统一体。组成人的思想、情感、性格的因素既是复杂的，又是变动和转化的。鲁迅历来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形而上学观点，推崇《红楼梦》。“于人则并陈美恶”的写法，不满于《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单一化写法，唾弃《儿女英雄传》。当纯出作者意造，缘欲使儿女英雄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的主观臆造手法。在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上，鲁迅批评杨振声《玉君》。忠实于主观”“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

⑤的主观唯心做法，反对“一味铺张”人物的“特点”，提倡像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