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列传 (2)

孔子有三段论管仲的话。

一段是：“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一段是：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接下来一段是：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管仲是我们熟知的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在《论语》里有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共有以下四则: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八佾篇》这一则，孔子批评了管仲三个缺点：器量小、不节俭、“不知礼”。似乎孔子眼里管仲这个人就并不怎么样，如此看来，孔子应该是否定管仲的。再往后看《宪问篇》，而当有人问孔子对子产、子西和管仲三人的评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子产这个怎么样？”、“子西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这个人怎么样？”应该是问孔子对这三人的总体评价。孔子回答：“人也”。《论语译注》将“人也”翻译成“人才”。这里，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应该是肯定的。或许是管仲办事能力强，或许是管仲秉公执法，历来说法较多。总的来说，孔子对管仲是肯定的。《八佾篇》中，虽然批评了管仲的三个缺点，但此处对管仲却是肯定的。

后两则分别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召忽曾经辅佐公子纠，是公子纠的人。齐桓公即位，逼鲁国杀了避难于鲁国的公子纠，而召忽也自杀，所谓“从主死节”。管仲不但没有“从主死节”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因此，子路、子贡似乎都觉得管仲不能算“仁”，便问孔子。殊不知孔子却回答：“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使“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不轻易许人以仁的孔子，这里却毫不犹豫的许管仲以仁，如康有为所说“再三叹美其仁”。这里，也不免让我们想到，如果管仲象召忽一样“从主死节”，为主尽忠，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也如后来的魏征，若“从主死节”，为李建成而死，那也不可能有后来的贞观直言进谏的美谈。孔子此处只叹美管仲辅佐桓公所建立的功业，而未评及管仲是否该“从主死节”。由此可见，孔子并不主张“愚忠”。而批评孔子主“愚忠”者（有人以为“君君臣臣”为愚忠之说），不应该再说孔子“愚忠”了吧（读《论语》切不可断章取义，必须整部《论语》通读）。

面对“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子贡语）的“大仁”，“从主死节”、“知礼”也就变成了“小德”。孔子不因为肯定管仲之“仁”而不批评其“不知礼”；也不因批评其“不知礼”而否定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全面而客观的。后世迂儒无此眼界，无此胸怀，故而以点盖面，以小掩大，而鄙薄管仲。其实，子路、子贡这些孔门

弟子们，从他们的问话来看，就已显得有些教条与拘泥了。而曾西就更是言不符实，缺乏“诚”的精神而说管仲“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公孙丑》），也难怪孟子要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孔子仅鄙薄晋文公，却赞扬齐桓公）也难怪孔子会感叹“莫我知也夫！”

孔子强调“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所谓“能近取譬”是个人修养要从眼前的小事做起，是孔子强调个人修养的方法，确实很重要。从对管仲的评价来看，孔子更看重“仁”的实效，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后世儒生只抓住一个“能近取譬”，把自己眼光也变“近”，变短了，而不能很好的把握“度”，以至于“专重内而失外”而不能“内外兼修”真正做到“内圣外王”。后世迂儒们也如傅雷先生所说的“从南宋的理学起（程子朱子）一直到清朝末年，养成规行矩步，整天反省，惟恐背礼越矩的迂腐头脑，也养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眼界与胸怀越来越小，最终无聊到把眼光盯着“妇女再嫁”之类的个人私事，把“仁”变成了“吃人”（鲁迅语）而不自知。吾辈当慎之！

康有为说得好：“盖仁莫大于博爱，祸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国君民皆同乐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叹美其仁。宋贤不善读之，乃鄙薄事功，攻击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数百年，生民涂炭，则大失孔子之教旨矣，专重内而失外，而令人诮儒术之迂也”岂止宋贤如此，从孔门弟子开始，到孟子就已经如此（孟子处于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间的争霸已经十分激烈，争霸带来的后果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故孟子一贯主张推行王道。因此，孟子鄙薄管仲，或许，也是“不得已也”）。后世儒生往往失之于一偏。故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博大深邃，迂儒岂能知之！

只重修己而忽略事功，不免偏于迂腐；只重事功而不修己，不免偏于功利。孔子重视事功，所以孔子确实想做官。但孔子想做官是为了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年怀之”的远大抱负。而今有人光说什么“孔子受做官诱惑，跃跃欲试”、“他的兴趣是做官”之类的话，似乎故意省略了更为重要的，孔子想做官的远大抱负。正是抓着芝麻当西瓜，揣着明白装糊涂。古往今来不少人都梦想做官，其目的确实是为了“吃皇粮”或者“捞一把”，和孔子又岂能同日而语！

今人迂于“标新立异”而乏孔子“述而不作”之精神，颠覆古代先贤而求哗众取宠者，比比皆是。对孔子的评价，不左即右，而失于一偏！不能学孔子全面客观之评价管仲而评价孔子。今人常批迂儒之迂，然“后人批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批后人也”

在中国历史统治的长河中，两千五百年前春秋五霸时期的一代名臣宰相管仲可谓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齐桓公称霸，管仲辅佐齐桓公，作为齐桓公称雄于春秋五霸之首的幕后推手管仲，他充分地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业，也引起了后人的无限敬仰，涌现出对管仲的不少崇拜者，其中就有包括八百年之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我们可以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管仲的治国理念、治国思想和种种政治战略措施，实际上应该是代表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管仲去世以后，人们对于管仲的议论和评价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正如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改革人物一样，后代对其所得到的评价也是各不相同的，因为人们从各自的时代环境、各自的政治观点、各自的价值观念出发，同样是作出了非常不同的评价。管仲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有着最多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之一；管仲死后差不多一百多年，孔子出生，读过《论语》的朋友应该知道，其中就有谈论管仲的句子，所以当孔子带着其弟子们在谈论到管仲的时候，其中便是谈到了当年公子纠被杀、召忽死了，而管仲不死这些事情，（公子纠与管仲是主仆关系，按照当时“礼义廉耻”的思想，主人死了，仆人也要死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因此在孔门弟子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或许，对于以极力推崇“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忠诚义士”的儒家思想来说，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价值观念，因此对管仲的评论也就呈现了偏差和争议，这应该说也是

很正常的。

孔门弟子中的子路曾经对孔子说：“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在子路看来，公子纠被杀、召忽死了，那是忠诚义士，而管仲不死，那就不是一个“仁人”；而孔门弟子中的子贡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按照子贡的观点，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死了，你管仲不死也就罢了，结果还去做了齐桓公的宰相，那不是说反面事仇了吗?如果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不仅说管仲是“不仁”的，而且是人格也成极大的问题了；那么，孔子又是怎样回答二位弟子的呢？——“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民到于今受其赐”这一句：也就是说，人民到了今天，依然还在感受到、享受着管仲所带来的好处。管仲做了齐桓公的宰相，使得齐桓公称霸诸侯、一统天下，如果没有管仲，我（孔子）恐怕已经成为披头散发、穿着左襟衣服的人了，（披头散发、穿左襟衣服是当时外族夷狄人的装扮和服饰，而中原人则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中原就已经是沦为外族的夷狄人了。可见：孔子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管仲的历史功绩是做了高度肯定的，正因为管仲做了齐桓公的宰相，仍然在“不以兵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使用武力）而体现了某种和平精神的同时，也保持了中华之文明传统、使中原文化不至于沦为夷狄，所以说“民到于今受其赐”，这也应该是一种大功大德的赞誉，因此才有“如其仁，如其仁”之说，也即是说，管仲做到了这样的成就，那是“仁”的。但是，孔子同时也是对管仲提出过批评意见的，比如说管仲“器小”、“不知礼”等，而“不知礼”指的是管仲在其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方面是违背了“礼”的制度的，比如对管仲的私人生活来说，说管仲是奢侈的等等这些，孔子同样是给予严肃批评的。由此可知，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应该说是全面而又中肯的，所以我们才常常说“人无完人”，大概，如果要是被孔圣人打作满分的人，那他必定也是圣人吧！

我们可以从管仲在齐国“执政”的四十年来看，正因为管仲在齐国的执政实践、在富国强兵的目的之下，对齐国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的改革，而使当时的齐国走向了强国之梦；这些应该说是在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是有过深远影响的，也因此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后来也就称之为“霸道”、或者说是“霸政”，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管仲也是被看做“功利主义”的典范，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全面提倡“王道”思想的孟子来说，无论是于公的“功利主义”也好、于私的“功利主义”也罢，把管仲与“功利主义”者之间画上等号那是“天经地义”的、是“一以贯之”的。但是，我们也同样见证：即使是在管仲那里、即使是被看做是功利主义典范的管仲那里，他同时也是强调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我们都还记得他也是在坚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到一起的；他也在坚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样一条根本原则；强调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活动是必须要以道德内容来为之支撑的。

我们站在今天看古人，或许，我们可以坦率地讲，依法治国的理念在管仲“执政”期间就已经提出；开放“港口”、货币流通、“招商引资”、激发市场活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等等，在管仲“任期”内就已经成为其改革的目的，同时，管仲也同样给齐桓公提出：齐国人民才是齐国的根本，只有人民富裕了，才有国家的富强；齐桓公号令诸侯、成功登上“国际舞台”的主角，其前提是“不以兵车”的条件下形成的，应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和平外交策略和智慧。也许，我们可以从管仲的历史实践之中、从齐国的经验教训之中，仍然可以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