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校勘思想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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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校勘思想之异同
摘要:朴学大盛的清代,涌现出大批有建树的校勘学家,卢文弨、王念孙、顾
广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顾广圻是对校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是理校派的泰斗,
而卢文弨属于哪个流派尚有争议。

文中将分别阐述和比较他们的校勘学思想,以
及他们对校勘学的贡献。

关键词:卢文弨;王念孙;顾广圻;对校派;理校派
在清一代,朴学大盛。

文化史上盛赞的“乾嘉朴学”,实质是对古代文史哲学
的史料考证。

而清代考证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校勘学。

一大批杰出的
校勘学家,用毕生精力钻研经典、校对群书,涌现了许多出色的校勘学著作,提
出了许多卓有建树的校勘学理论,归纳了许多实用的校勘通例,也形成了很多的
流派。

依据学术特点和在校勘时的侧重点不同,主要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流派:以
顾广圻为代表的对校派和以戴震、高邮二王为代表的理校派。

而校勘大家卢文弨,属于哪个流派尚有争议,下面一一加以阐述。

卢文弨(1717 -1795),初名嗣宗,后更名文弨,字绍弓,一作召弓,号矶渔,又号檠斋,其堂号曰抱经堂,人称抱经先生。

乾隆十七年,卢文弨以一甲第
三名高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其壬申廷对策得到主考官的赞赏,亦受到皇帝的
重视。

三十四年,卢文弨以继母年高而辞官养亲。

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历主各书
院讲席,为江南培养了大批人才。

他治学勤奋刻苦、态度严谨,这使他在校勘事
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不仅精校了大量古籍,在他的文集和札记中,随处可
见对校刻古籍的一些精辟论述。

他独到的校勘思想大致有如下几点:一,识文字、谙音韵、明训诂是校书之基本条件。

怎样才能达到以上三点要求?卢氏认为,最可靠的办法是从研究汉儒古训着手,特别是要精研《说文》
《尔雅》。

卢氏还认为,校勘者必须精读博览,具备各方面丰富的知识,然后始
可校书。

这是从校书者自身素养来说。

二,推求版式行款,寻求著述义例。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不但出现了很多夺
误衍倒现象,而且往往连版式、行款、篇目也被妄改,后人以讹传讹,结果弄得
面目全非。

卢文弨在研读古书和校勘实践中,深刻认识了原书行款版式对于校勘
的重要。

因此他十分强调对古书原貌的保存,而谆谆教诲:“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

慎勿以私见改作。


三,不存门户之见,唯善是从。

在学术上不专主一说,善于吸取他人之长。

卢文弨在校书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宋版书之珍贵,但他却无佞宋之癖,因为他清楚
地知道:“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入,宋人好逞臆见而改旧文”。

所以在校书过程中,他都是以宋版或旧本为主要参考。

而参以其它版本。

各本文字出现差异时,
他一般是从宋本,但在经过比较参证认为宋版有讹时,他就宁可从后来之本。

四,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

校勘中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绝不能师
心自用,凭臆妄改。

宋明以来的一些校勘家和刻书家却好逞胸臆,轻于改易古书,结果造成很多新的错误,以至失真现象更加严重。

卢文弨本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旨,他从不强不知以为知,难得其详之处,他宁可留待后人去解决。

他的另一个作法是努力保持旧本原貌,给后人留下继续查考的依据。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江苏高邮人。

是理校派和考据学的代表学者
之一。

自幼聪慧,8 岁读完《十三经》。

其父曾延请戴震为念孙授读,于文字、
声韵、训诂之学,尽得其传。

乾隆四十年(1775)念孙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
道。

《清史稿》)罢官之后,王念孙每日以著述自娱,著有《读书杂志》,对9
种古籍加以考辨和校订。

《读书杂志》范围增大,经史子集无所不包。

王念孙在
平时博览群书,涉猎极广。

特别注重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等各个方面进行
考释,并融会贯通,力求条理通贯。

尤其在归纳古书通例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归纳古书通例是我国传统古文献学的重要治学方法。

王念孙所做的归纳工作,主要是发疑正误例。

这样可以掌握古书流传中的错讹规律,有利于整理古书,乃
集大成者。

《读书杂志》共包括了子史之书10 种。

他对诸书致误规律的归纳主
要通过对《淮南内篇》的校勘体现出来。

王念孙共总结出62 种体例,例如:“有
因字不习见而误者”,“有不审文义而妄改者”,“有不审文义而妄删者”,“有因字
误而失其韵者”。

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一,1 至16 例为古书在流传中因字形原因引起的讹误,多为后人抄写刊刻中
无意造成。

二,17 至27 例是读书者或校书者因不审文义,不辨句读而妄改古书造成的
讹误。

三,28 至44 是前人误校误改,造成的讹误,校理最难。

四,45 至62 专指后人因不明音韵而造成的讹误。

这六十二类通例,概括了
古籍中文字的误、错、脱、衍、倒等各类错误,归纳了文字致误的许多类型。


然稍为繁细,但是标志着校勘学的发展,已从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深入到具体法
则规律的探索。

顾广圻(1766—1835),名广圻,字千里,号涧蘋,別号思适居士。

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少年丧父,家境清贫,好学不倦,人称“万卷书生”。

他一生贫困,游走四方,以替人校书刻书为业,可以说是一位职业校勘学家。

他所校跋之书,
现可知者不下二百几十种,仅刊行流布者,便有数十种之多,被日本著名汉学家
神田喜一郎先生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

他的校勘学思想对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有些甚至已成为当今古籍整理校勘学科中的基本原则。

他是对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派的校勘学思想是以版本为核心展开的。

在校勘前强调要尽力搜集古本、善本,加强版本研究;在校勘时,强调以版本对
校为主;在改正时,强调要有版本依据,不臆改原文。

最著名的论述,可谓“以不校校之”论。

在《礼记考异跋》中,顾广圻明确强调:“书必以不校校之。

毋改易
其本来,不校之谓也。

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

”这一思想,是他对前人校书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校书工作的独到理解。

他曾明确指出:“书籍之讹,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

”对
校书者所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及其严重后果,他也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校书之弊有二:一则性庸识暗,强预此事,本未窥述作大意,道听而途说,下笔不休,徒增芜累;一则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疻。

二者殊途,至于诬古人惑来者,同归而已矣。

”由于这样的校勘思想指导,他强调古旧版本的价值及其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

顾氏认为:“(宋椠)皆一字
抵千金”,“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

”同时他又指出,宋椠等古旧
版本的可贵,并不是在于其没有阙误,而是“宋椠之误,由于未尝校改,故误之迹往往可寻也;而赵刻之误,则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于是而并宋椠之所
不误者,方且因此而至于误。

其宋椠之所误,又仅苟且迁就,仍归于误,而徒使
可寻之迹泯焉,岂不惜哉。


对校派与理校派最大的分歧便是在校勘的依据和异文的处理上。

对校派注重
版本,强调古本而不迷信古本,注存异文,目的是为了求古求全。

而理校派“用小
学校经”,以异文为考订对象,他们考证书籍的出发点“求是”,为了读经明道。

因此他们明确主张定字改字。

其实不论是哪一派,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

如卢文弨的校勘思想中,既重版本,又重小学,唯善是从。

两派的学术争论,对校勘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乃校勘学发展之幸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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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琛,女,1985 年1 月,汉,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09 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典籍与传统文化。

张永伟,男,1988 年6 月,汉,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09级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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