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这样问世的

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这样问世的

作者：王增玲

来源：《课程教育研究·上》2016年第07期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042-01

“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实际上，创作《李自成》不是姚雪垠先生的初衷。1956年春，中南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由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主持开办了一个临时的电影文学讲座，陈局长热情洋溢、满怀豪情地动员大家多写电影剧本，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年轻的电影事业。根据自己的素材积累、创作专长，经过深思熟虑，46岁的姚雪垠先生提出：写作“太平天国”方面的电影文学剧本。不料，57年风云突变，姚雪垠因敢于说真话成了“极右派”，被下放劳动，心灰意懒。幸亏妻子王梅彩耐心鼓励，重新燃起生活希望之灯，偷着继续写作，不过，他初衷大改，酝酿、着手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创作了。

60年代初，摘掉“右派”帽的姚雪垠，回到武汉，专心写作《李自成》。为了保证全力以赴、解除其后顾之忧，妻子王梅彩毅然辞去所钟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成了“全职太太”“专业秘书”，她以花甲之年，竟然学会用老式打字机，将姚雪垠凌乱的草稿敲打成清晰、规整的文字。同时，姚雪垠也得到了官方支持，受邀去北京与文化部主要领导著名文学家茅盾、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就《李自成》创作展开讨论、进行修改。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江晓天更是呕心沥血，不计个人得失，与作者通力合作。众人拾材火焰高，《李自成》第一卷（上下两册，50万字）于1963年6月公开出版发行，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

其实，农民出身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十分看重李自成。延安时期，以“精兵简政”而闻名的李鼎铭先生朋友李健侯写了一部描写李自成的小说《永昌起义》，毛主席带在身边，经常翻阅，进城后，还交代周扬印出一些，让大家读一读。1944年11月，毛泽东致函重庆的郭沫若，盛赞《甲申三百年祭》，说：“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的确如此，4月12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主席就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即骄傲的错误！当年，主席进京时，还告诫同事们，不学李自成，“赶考”要及格。当然，博古通今的毛主席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很有兴趣，并给予充分肯定——能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从政治角度考虑、评判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下榻东湖宾馆，曾指示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保护姚雪垠。尽管如此，姚老还是屡受冲击。姚老曾经深情地回忆说：“我当时在武汉的日子很不好过，极左分子背着市委领导，天天来干

扰我，使我无法坐下来继续写《李自成》，已经写成的第二卷也不能修改。有一位朋友建议我给毛泽东写信，这一建议虽好，但有很大风险。自己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我的信落到别人手里，就惹大祸了。我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写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我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的手里，他同胡乔木等同志商量后，马上给我回信，说是有办法的，并说毛泽东患了眼病，嘱我用毛笔写信，字要大一点。1975年10月19日，我将信从武汉寄给宋一平同志，胡乔木很快把信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当时患病很久，又患眼疾，他看了姚老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文革”尽管结束了，但当时姚雪垠仍很困难，只身借住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里写作，户口又不在北京，粮票和一切票证都没有。住处太小，参考书籍和卡片也只好留在武汉，影响了工作，不久，国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要求，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及时将问题解决了。因此，才使《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三册，83万字），第三卷（上、中、下三卷，97万字）分别于1977年1月、1981年8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出版。其中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1999年4月29日，89岁的姚老先生溘然长逝，热心读者痛惜哀悼之余，纷纷关切地询问《李自成》最后两卷的情况。姚老之子姚海天通过媒体作了答复：老人逝前基本完成，不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殊不知，展示《李自成》这部历史大悲剧最终结局、各种悲剧性格塑造完成的第四卷、第五卷，凝聚了令人尊敬的老作家姚雪垠先生17年的心血汗水！早在80年代中期，老人就完成了这两卷的口述录音书稿，有些章节修改后，经由《小说》杂志连载，得到普遍好评，但老人不满意，视作“未定稿”，不肯公开出版。正如姚老生前助手俞汝捷回忆的那样，老人“太认真”“太苛求自己”。为了写好、写准确四、五卷有关内容，不顾年老体衰，查阅大量明清史料，实地考察事件发生地山海关、通山等处的山形地貌，将数年结撰的二三十万字的不满意书稿毅然推掉，重写。伴随日月推移，老人渐入耄耋之年，日复一日的案头劳作使他勉强支撑。1997年初春，就因劳累过度，突发中风摔倒——病床醒来，还念念不忘：“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

1999年春节之际，中国作协领导陈昌本给病重的老人带来好消息，作协决定，把《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老人非常欣慰，吃力的表示：功劳是大家的。遗憾的是，老人没有看到书的出版。然而，这项工作正加班加点、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许建辉同志作为姚老的后期得力助手，老人病后一直在整理四、五卷书稿；实际编辑过程中，俞汝捷、陈浩增、王维玲、周勃、胡德培等对校样仔细审读；洪光义、李刚等帮助进行终校；青年社的李向晨、吴晓梅担任责任编辑参与协作、统管全局、调度每个环节；终于，群策群力中，《李自成》第四卷（上、下两册，50万字）、第五卷（上、下两册，48万字）在1999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高质量、如期、同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