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模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口模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王志一19920122203509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政策上也经历了计划生育和现在的单独二胎。那么人口与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呢，我国该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才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呢？

早在18世纪末期，马尔萨斯就提出了著名且饱受争议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和灾难归结为人口过剩的结果。二战以后，美国学者皮尔逊和哈珀在《世界的饥饿》一书中，再次对人口和食物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快于食物供给，而耕地扩大和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都不可能，因此人口增长将最终受食物供给能力的限制，从而提出唯一解决世界饥饿的办法只能是减少人口的观点。另外，美国学者福格特在他1949年发表的《生存之路》中，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性做了否定的回答，并提出人类的“生存之路”在于控制人口和恢复资源。

但是马尔萨斯理论遭到众人反对。马克思认为过剩人口的存在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再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存在“人口过剩”的，原因不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是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李嘉图认为人口增长的原因应该从资本和劳动需求的角度进行说明。资本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

劳动需求的增加和工资的上涨，它们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所在，而食物的增加只不过是结果。西尼尔也不认为人口增长会快于经济增长。他认为人们一旦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为了使它不至于降低，就会倾向于推迟结婚和减少生育，因此人口会比生活资料相对增长得缓慢。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作用，最终食物总产量会增加，并极力主张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以应对人口增长。

２０世纪上半叶，人口问题的争论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二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新独立国家的人口迅速膨胀和经济长期落后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们也开始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理论表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负相关关系。１９５６年，纳尔逊在他的“欠发达国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提出收入的增加会导致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并且一旦人口的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便会下降并必然导致陷入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同年，赫茨勒出版了《世界人口的危机》。在该书中，他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尤其对于那些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不发达和人口压力是并存的但是，相当多的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们更多地强调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从上升到下降或静止的转变，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库兹涅茨在１９６６年继续总结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刺激需求和投资、促进发明和技术改进、利于形成规模经济等。伊斯特林在库兹涅茨周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了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长波理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博塞鲁普提出“人口推力假说”，认为人口压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传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西蒙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最为系统

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口适度增长则比不增长和增长过快都更有好处。

总之，回顾和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理论，可以得出：人们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可变的，甚至是松弛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成是单纯正的或单纯负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安居乐业，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再生产进入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195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从60年代开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决定在全国城乡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并将人口发展计划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计划生育有效地抑制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促进了人民群众婚姻、生育、家庭现念的转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

有利条件。1978年至1994年，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4倍。同期，随着人民生活质量和购买力的提高，中国消费品市场扩大了12.7倍，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年递增17.2%。

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计划生育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1％，按照国际标准，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已上升到7.7%。大量预测表明，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进一步放慢，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在人口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将会加重养老负担，削弱经增长动力。目前，中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我们应当通过充分就业的政策来挖掘尚存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进入负债阶段，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着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事实证明，中国更应该关注如何制定各种人口政策以应对人口增长，协调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一味地提出人口的警戒线。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