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

・文献学・

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意蕴

王国强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河南郑州　450052)

〔摘　要〕　典籍是文化传承的最主要渠道和表现形式。典籍的收藏是一个民族,尤其是藏书家的文化自觉。文章从藏书的文化地位、文化理念、文化品位和藏书的地理变迁等方面揭示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古代藏书　藏书文化　藏书楼　中国图书馆史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3)04-0020-05

1　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地位

文献是伴随着文化的创造而产生的。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甲骨文的收藏,春秋时期,又出现了收藏典籍的盟府或故府,并有专门的管理官员,文献储存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文化措施。到西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并对藏书进行校勘、分类、编目,正式确立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官府藏书制度。此后,官府藏书制度越来越完善,不仅建立了众多的藏书楼,而且还有日益齐备和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文献的积累量也越来越丰富。唐代仅集贤院一处藏书,在玄宗时即达8.9万卷。明代文渊阁藏书最盛时曾达到近百万卷,多是宋元刻本和抄本。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57种,79070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部分著录图书6793种,93556卷。为了收藏《四库全书》,清廷修建宫庭四阁和江南三阁,并建立了较完善的藏书组织、借阅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

我国私人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唐代以后,私藏风甚,藏书家遍及全国,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江、浙、闽三个藏书中心地域。私人藏书不仅是读书人和学者利用之资,也是政府藏书的重要补充来源。它不仅满足了藏书家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人的需要。

西晋时期,寺观藏书出现了。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重要寺观都有自己的藏书,藏书受到较好的保存,其保存藏书的方法———建立佛藏、道藏———也因其卓有成效而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寺观不仅收藏佛道典籍,也收藏众多的儒学和其他诸子、文集、方志等类书籍。

唐代以后,出现了书院,书院藏书学术品位较高,内容也没有多少限制,而儒学藏书则受官方控制较严。两者不仅满足了师生的阅读和查考需要,也供当地读书人使用。这是古代最为开放的藏书类型。

政府、私人、寺观和书院(含儒学)四大藏书类型的相互补充,为我国文化典籍的积累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藏书整理、保管和利用的方法,也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藏书,成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重要文化体现,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了著作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周王室和各诸侯国藏书和管理官员的记载,一些私人著作,如《墨子・贵义》、《庄子・天下篇》、

《韩非子・五蠹》等都有关于私家藏书的记载。《史记》、

《汉书》以后,各家正史都有关于政府和私人藏书的记载,不少文集、笔记、传记资料中也涉及一些私人藏书情况。明代一些地方志(包括寺观志、书院志等)也记载有关藏书情况。如明释传灯法师所撰《天台山方外志》卷七录有《教观书目》和《石室藏书》,分别记载了历代天台山僧人所撰著作300余部和天台山石室藏书71种。《(万历)湖州府志》给我们留下了明代府学、县学藏书数量、书名的完整记录。有关政府藏书的专门著作始于宋代程俱《麟台故事》,集中记载私人藏书家的专门著作则始于明代祁承火业《澹生堂藏书约》,而清丁申《武林藏书录》开了记一地藏书家的先河。更为全面地记载古今私人藏书家的著作是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六卷。其他如清潘衍同辑《灵隐书藏纪事》则专录一寺藏书的源流。可见,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旦诞生,就有了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记一朝藏书之盛,视藏书为一代文教盛衰的标志,则又是更为突出的例证。

除了引起史家的重视外,古代藏书的实际功用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中国古代典籍非常宏富,但其散佚也是相当严重的。《汉书艺文志》所记之书,以《隋书经籍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隋书经籍志》所记之书,以《宋史艺文志》考之,亦复如是。存世的8万余种典籍,主要依赖于公私收藏。先人保存的典籍,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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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基本上涵括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文献的保存不仅延绵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对前人文献的保存继承发展的。

其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典籍的不断积累给一代又一代人提供着继承、借鉴、创新之资。哲学思想、学术巨匠,无不与藏书有关。实际上,私人藏书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因为当时无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士子们为了修身明道,研究学问,不得不先致力于图书的收集,所以私家藏书一开始就是自觉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学者们利用藏书,博古通今,教育学生,著书立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就政府藏书而言,主要供稽查参考、培养吏才、编纂书籍之用。例如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四大类书———《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文苑英华》、

《册府元龟》的编纂,它们多是根据当时的官方藏书而编的。尽管不少藏书毁于兵燹,但其中仍有不少藏书留存人间。如明朝文渊阁藏书,明末战乱已有一些流散民间,其存余直到清光绪年间才从废墟中发现,它们最终都成为学者利用参考的重要资源。

私人藏书在提供利用、促进文化发展方面也很突出,如胡应麟,依靠丰富的藏书而成为明代中期有名的博学家。毛晋在读书、校书、刻书过程中,逐渐修养成为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其《隐湖题跋》足以见出其学术功力。私人藏书在民间学术、成就人才方面,具有很大贡献。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李公择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

2　中国古代藏书的文化理念

中华民族是以圣贤文化为其特征的,对于传经载道的典籍十分尊崇,所谓“敬惜字纸”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形象化喻指。古人关于图书的评价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隋书经籍志》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正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又称:“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毋　《群书四部录序》称:“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也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

适于用,用之则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周永年《儒藏说》称:“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

正是基于对典籍的崇尚,所以古人视藏书为重要事宜。明成祖称:“士人家稍有余赀,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4]”司马光说:“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5]”清孙树礼说:“积财以贯计,积书以卷计。积财十万贯,子孙日夕取求焉,不数年而用已罄。积书十万卷,子孙日夕取求焉,终其身用之不尽,更传诸子若孙,数十世亦不能尽也。故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6]”清张金吾称:“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它,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7]”

古人把藏书之积累视为比钱财的积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不仅从现实的功利说金玉之利有限且坐吃山空,而藏书之利无穷且作养后代,而且藏书远比积财更为高贵。正是由于对书籍的尊崇和藏书的重要,中国很早就有了藏书的文化理念,且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藏书传统。古人积累图书不是为了财富的转移,也不是为了它日后价格的上扬,而纯粹是为了修身养性,读书种子不绝。钱曾为了藏书过着“食不重味,衣不完彩”的生活[8],胡应麟一生无他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9]。积累藏书,也就成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文化自觉。为了保存永久,他们想方设法,提高藏书保管技术;他们秘惜自好,不肯轻易示人,把借出与售卖同视为不孝。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明代范钦。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

与此同时,一些达观的藏书家则形成了开放的心理。魏晋南北朝已有不少藏书家乐于外借藏书,“流通”则成为明代藏书家的流行词汇。徐火勃、李如一、毛晋等人都向社会开放自己的藏书,更有潘承

提出了以郡为单位建立公共藏书楼的设想。这些都是古代藏书的人民性的最主要表现形式。[10]

3　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文化品位

对于真正的藏书家而言,决不仅仅是藏书数量的多少。胡应麟说:“今欲购书,又差易于宋。何也?经则一十三家注疏,递梓于诸方。史则二十一代,类颁于太学。合之便可三千余卷。宋初诸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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