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制海权

张文木：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制海权理论便应运而生。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由塞耶·马汉提出，他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军战略》等。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他说，“以战争为其表现天地的海军则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着威慑作用而不是引发事端，正是这种背景下，根据时代和国家所处的环境，美国应给予其海军应有的关注，大力地发展它以使之足以应付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
主持人：制海权在当代社会有何新发展？
张文木：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的杠杆。航空母舰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
主持人：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
张文木：是的。从军事史来说，制陆权与制海权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中世纪国家是依靠地区性的和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维持的。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是地区性贡赋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由此保持其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样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前提就是强大的制陆权。比如古代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是这样的国家。到了近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市场和利润成了生产的主导力量，资本及与此相应的包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铺展开来，此时国家兴衰取决于其在资本全球化和资源全球性配置中的地位。其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获得大国必需的物质条件。比如，现在的北方七国，在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中占据主要份额，才使其成为大国。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性质，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近代历史表明，率先获得制海权的国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主动权。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胜利的一方也就成了主导历史方向的国家力量。
经济全球化催生海权革命
主持人：自海权理论创始人塞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seapower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那么，如何理解海权？
张文木：海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会有不同的理解，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power不能概括“海权”一词的全部语义。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捍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power）的概念。马汉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利益。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具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这里需要区分“海权”与“制海权”（commandofsea）两个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的意思，不能将二者混用。
获得制海权意味着获得历史主动权
主持人：马克思·韦伯说过：“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对此，如何理解？
张文木：这话对我们理解贸易与海军的关系绝对是有帮助的。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涉及世界一切地区，还包括外层空间和深层海域，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而联系全球各地区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海洋，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
主持人：有数据显示，1918年前50年间，世界经济年增长2.1%，比19世纪上半叶年均增加一倍。按不变价格计算，1800年至1900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1.54%。资本的扩张使西方国家在全政治中日益居于优势地位，居于资本中心并控制较多世界贸易和资源，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而在世界财富增长中占据较多份额的恰恰是拥有强大海军和广泛制海权的国家,如英国等。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持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棺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文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本身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
主持人：理论总是应时代需要而生。推动海权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张文木：这就是资本全球化。人们以为全球化是近些年的事，其实，它在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便开始了。全球化是指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的过程；通过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当然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源头。
主持人：巴顿将军特别反对传统的陆战作战方式，他推崇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这种作战方式与海权革命有何关系？
张文木：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可以说是海上作战方式的运用。当时还有一个认识超前的人物，这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军事学院读书时写了一本书，讲的大致是集团军大纵深作战。他提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力，而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的立体式联合作战力量。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二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在德国却很有影响。
主持人：美国人开始也没有海权意识，他们是骑着马打仗的。在二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基本上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那么，人们的作战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呢？
张文木：二战前，作战观念发生了两次革命。先是陆权革命，它使人们认识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后来是海权革命。与陆地不同，海上航行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是畅通无阻的。从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比如从“9·11”到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美国调运兵力装备时间不到1个月。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与陆地防务相比，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而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同等数量的部队，海上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其数量扩大其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进攻的英国海军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可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人类才产生了海权观念。
张文木 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家安全战略，主要著作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等。
编者按 海权，对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但到今天在理论上仍未被充分消化、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本栏目主持人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由海权概念切入，力图提出符合我国新世纪现代化实践的海权观点，并回答我国海权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分两篇发表，上篇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制海权问题，下篇讨论我国海上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