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状况

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状况
法国大革命自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至少有三条贯穿其中的主线：精英革命、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

这三条线间的关系在时常变化，时而分开，时而交错。

在这其中，如果说同以城市为据点的精英革命和市民革命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话，那么遍布在广大农村的农民革命则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格格不入。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另人难以理解，当巴黎市民在罗亚尔宫花园中聆听着资产阶级精英们的演说时，当市民们借助巴黎的出版业得以阅读卢梭、伏尔泰的著作时，农民们还在农村中重复这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

与市民革命中高喊这自由、平等的理想和口号和高度的政治目的性相比，农民的斗争则更多地是表现了极大的自发性。

那么，与城市中的先进思想几乎绝缘的法国农民是如何告别过去曾经忠实的旧制度的呢？他们是如何起来的？他们有为什么会发展出那么彻底而轰轰烈烈的运动？他们的自发性又是如何会形成的？这些都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

一、旧制度：没落与反动
作为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专有名词，“旧制度”主要指的是18世纪的法国封建专制制度。

中世纪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封建领主国家，奉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一原则。

当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这种封建原则其实早已无法维持。

在13~15世纪，贵族占有土地的农奴制走想瓦解，农奴被解放成农民，份地成为了永佃田，由于永佃田可以继承、转让、出租，因此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了农民的产业，占有永佃田的弄名，“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自耕农的地位。

”（[2]282页）农民土地占有制，作为法国的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已经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航路开辟以后发生的价格革命更有力地推动了领主制的瓦解，随着货币的编制，收取固定货币地租的领主贵族收入实际上日益减少，而从事生产和商品销售的农民、资产者（是否应该叫资产阶级我还不能确定）则相对地增加了收入，甚至富裕了起来（注意，是“相对地”，否则就不能解释后来农民的一些状况了）。

自16世纪以后，贵族出售土地以维持其奢侈生活的情况日益增加，经过长期发展，到大革命前，农民占有的土地高达全国的1/3以上，而贵族占有的土地却只有1/4左右，农民土地占有制“成为革命前法国土地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占有形态。

”（[2]277页）
此外，依靠贵族特权而强行规定的超经济剥削，到18世纪也已经基本消失，不少贵族生活贫困，以至于在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中，有些贵族只能穿着农民的服装出席。

可见，在旧制度时期，贵族已经趋向没落，这种没落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并且这种没落也已经体现在了政治上。

中世纪城市自治运动兴起以后，反对领主压迫的市民成为了支持望权的新兴力量，以后，随着英发百年战争的长期消耗，包括期间农民起义的扫荡，贵族的力量大大减弱，王权则逐渐强大，到路易十四时代，国王的专制权力几乎达到了顶峰，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

”（[6]158页）勒费弗尔在相关著作中也指出：“国王并不与贵族分享政权……并不把农民完全交给贵族……”（[4]79页）
由于经济实力不断削弱，法国旧贵族逐渐失去了领主制时期与国王对抗的力量，相反地，为了维持其地位、声，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日益强大的王权，在凡尔赛宫中成为国王的宠臣和办事员。

到了旧制度时期，“如果说贵族仍作为一个等级而存在，它却早已失去了在中世纪享有的那种掌握公共权利的特征，”（[1]9页）对国王俯首帖耳了。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没落而把旧制度时期的贵族完全看成是无用的摆设。

农民对土地虽然在实质上是占有的，但是那也是在私下的，土地是以“永佃”的名义在他们的支配下，在法律上，领主贵族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当然要通过某种方式来体现一些这种所有；王权虽然削弱了贵族的权力，但是这终究是从维护中央的统治出发的，不可能真正深入到农村统治的各个细节；另外，贵族作
为特权等级，始终是法国封建君主的统治基础，王权要维持这个等级的存在，也要保证他们在农村始终要保证一定的特权。

因此，贵族始终保持了养鸽、狩猎、免税等等特权，又比如说司法权，法国国王“只是废除了妨碍其发展的上层领主司法，而任束缚、压制乡村生活的下层领主司法权继续存在。

”（[3]p18）可见，尽管“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消或减轻了，”（[6]p161）但是“压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封建权利宛如一块静止不动的乌云，什么风也不能将其刮走。

”（[3]p19）。

18世纪下半叶，这块乌云终于开始下雨了，这就是“贵族的反动”。

这种“反动”的发生，与前面已经提到的贵族的矛盾状态有关：既已成为专制君主的附庸，又掌握着尾大不掉的封建权利；既在经济上日益贫困化，又企图维持着以往的奢侈生活；既在实质上已经没落，又在名义上仍然是特权等级。

在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法国贵族依然不屑于像英国新贵族那样另谋生路，依然鄙视工商业，依然力图维持奢侈的生活，但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依然存在的经济困难，而他们手中唯一的工具，就是他们的身份以及相对应的、依然留在他们这里的那些特权。

利用这些特权，他们“强制性地把已经消失了的那些超经济剥削重新恢复起来，”（[2]p186）把公社财产据为己有，要求再度垄断国家、教会、军队的要职，企图恢复中世纪的制度，“以不断加强和明确其特权来获得拯救。

”（[1]p12）
在“贵族反动”最猛烈的18世纪70~80年代，正逢经济衰落、法国介入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国库空虚，赋税大增；领主又在这个时候大大增加了对农民的剥削。

于是，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被迫交出，农民的状况急剧恶化，开始了不断的反抗。

在大革命前，零星的农民暴动和抗租抗税事件就不断发生，“对城堡作战”成为农民的口号，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企图恢复封建特权的贵族。

如在利穆赞，起义者在利萨克侯爵的城堡门前树起了绞架，上面写着：“此绞架将吊起一切向领主缴租者，同时还有领主本人，如果他要求人们缴租的话。

”（[2]p287）
综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旧制度时期，贵族走想没落，但是他们又不甘心没落，企图以特权为武器，向农民进行近乎敲诈勒索的剥削，以恢复封建领主制，拯救自身。

但是，这种行动，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国家的经济衰退几乎同时到来，使农民困苦不堪，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

英国农学家阿瑟·扬与农民的一段对话，也许可以反映当时多数农民的心态：“假如我是个领主，那又会怎么样？”“当然会把你吊死喽，活该你倒霉！”（[5]p239）
二、资产阶级：依靠与对抗
法国革命“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阶级的领袖们，需要赢取大部分的人民来支持他们，他们必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去关注农民们的疾苦。

”（[8]p1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产阶级在推动农民革命中的作用。

如前所说，在旧制度时期，贵族已经没落。

在政治上，专制的君主取代了他们；在经济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又取代了他们。

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有了显著增长，并一点一点侵蚀着贵族的势力，到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有了法国将近1/4的土地。

不仅在地方上，在中央，资产阶级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以金融资产阶级为甚，他们通过包税、借贷等方式支持着王室的生活。

饶勒斯指出：“旧制度已开始受到金融的控制，也可以说已开始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他们从远处预告了一个新的、与神授王权或强大的封建等级制水火不容的王国——金钱王国——即将诞生。

”（[3]p47）
尽管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国家财富的大股东，但是在政治上，却长期处于被同志的第三等级，没有掌握权力，在贵族反动时期，旧贵族通过行政手段垄断了掌权，更加剧了这一扎。

不仅如此，在经济活动中，过、贵族、教会、也常常利用特权来压迫资产阶级：“为了解决国家继续，他们把自己的继续借给了国王，但花天酒地漫不经心的国王、贵族、僧侣却声称不想归还”，（[3]p50）这种状况就迫使资产阶级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产生反抗的念头和改革的呼声。

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并不想进行“革命”，在当时的法国，“革命”的含义更多的还是意味着动乱而非革新。

他们主要还是想通过一会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在三级会议中第三登记代表名额加倍和按人数表
决就是他们的步骤。

因此，为了能在全国的普选中得到支持他们的代表，就有必要对“选民”进行一定的发动，宣传自己的理念、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

不过我们除了看到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为了反对旧制度而产生的一致以外，还要看到他们内之间的矛盾也是非常激烈的。

资产阶级在获利后，把购买土地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方向，因此，许多资产者本身也是地产主，作为依靠新生产方式获利致富的资产机，理所当然地会把工业生产中的管理方式运用到农业上去。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这在英国就取得了成功。

但是在小农势力根深蒂固的法国，却遇到了阻力。

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新的集约的经营方式与就的公共权利之间的矛盾。

在法国，有很多古老的公共权利，比如放牧权、拾穗权利等等，这些权利，来自于上古社会的公社公社传统，具有深渊的影响，同时也是贫苦农民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因此，这些权利即使在中世纪，也不曾废除。

但是，农业资本主义追求集约和收益，那些生长在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让农民到自己的土地上来放牧、拾穗，于是，两者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上，“在农村陈情书中也不难发现对城市资产者的敌对情绪，农民有时甚至要求单独开会，单独起草陈情书……他们常常把资产阶级也享有的特权及其所占有的大块土地提了出来”。

（[3]p251）
因此，革命前，资产阶级为了满足其愿望，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对农民的权利有不可避免的侵害行为，因此被他们发动起来的农民也表现出了对他们的敌对，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他们的负数，这是后来农民革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榨取农民一半收入的，毕竟还是封建负担，相比之下，在反封建上的一致，还是要远大于分歧，因此，农民起来反对的，首先还是贵族。

三、农民：统一与分化
通常而言，“第三等级”内部的不一致，如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不一致，是比较明显的，不过，事实上农民也是个统一中有巨大分化的群体。

关于他们的统一，笔者不需要在这里进行任何论述，总而言之，反对封建负担带给他们的压迫，是他们统一的最大基础，贵族的反动，是刺激他们联合并起来反抗的直接原因。

这里要说的是他们中间的分化和对立。

整个农民群体中大致包括了大佃农、大自耕农、永佃农、分成制佃农、小自耕农和短工，“他们包括了从拥有房屋、庭院和租入小块土地者到一无所有的人。

由此可见，农村的社会差别和对立与城市不相上下。

”（[1]p33）既然我们可以把市民分成非常明显的阶层乃至阶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农民分开讨论呢？或者说，农民应该是以生产生活方式来划分的包含若干阶层的群体——或者说不是传统的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文化意义上的“阶级”。

前面我们分析过的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对立之处，可以套用到农村中来解释其中的部分对立——“富农”与普通农民的对立——上。

富农，顾名思义，是比较富裕的那一部分农民，他们主要包括大佃农、大自耕农等，他们通常拥有比较多的土地，在资产阶级采取集约方式经营土地时，他们也纷纷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因此，他们的经济地位，可以说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常常吞并所有出租土地，使短工和小农一无所有……加速了农民的无产者化，因而招致了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和愤怒。

”（[1]p32）
不过由于富农是脱胎于农村本身的，又与来自城市的资产阶级不同，往往在农村中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人数也比较多，达到农村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以上，他们“是旧制度下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体现者。

”（[2]p284）
与富农经济相对立的，除了农村的公共权利外，还有农村公社以及与只关系密切的下层农民。

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职能，拥有一定的公有土地，这种土地在旧制度四十七，大约占了5%左右，在贫农占优势的地方，公社往往会趋向于保持公共权利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因为
这些和贫农的生计息息相关，所以贫农们是极力保护这些的，例如在杜艾大法官区，农民的陈情书中就说：“把荒地、操场等公共土地还给农村公社，使之继续成为公共所有……这却是乡村居民的主要依靠。

”（[3]p237）
而富农和资产阶级则认为取消公共权利和公社土地有利于他们扩大土地规模和改善经营。

应该指出，在侵占公社土地和取消公共权利的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贵族。

法国当时通过一系列的着数，使贵族能“合法”地进行这种侵占和取消。

富农（和资产阶级），则主要是出于私心，参与了这一行动。

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贵族、资产者、富农、下层农民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贵族为了挽救没落的局面，发动了“贵族的反动”，大肆恢复其旧权益；资产者在反动中产生了改革的愿望，开始发动农民，但是又从反动中扩大了在农村的利益；富农则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比较接近，但是在社会关系中与农民有天然的、心理上的联系；下层农民深受贵族反动的压迫，被资产阶级的宣传所发动，但是又受到资产阶级的侵害。

以上的复杂关系，首先，当然决定了农民将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其次，也决定了农民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服用，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第三，也使农民革命的目标具有不同的层次，在法国革命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将呈现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需求和运动主体。

四、恐惧：匪徒与阴谋
经过贵族反动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发动，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法国农民中已经具备了大革命的条件，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有其特殊性和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是什么将农民的不满最终转化成为革命情绪的呢？
勒费弗尔在其著作中指出：“恐惧心理、自卫本能、惩戒决心，是革命情绪的三个特征。

”（[4]p107）根据这个论断，笔者认为：对某一对象的恐惧心理引起自卫本能，自卫蹦能转向攻击性时就成为了惩戒决心。

因此，恐惧心理，是革命情绪的重要起源。

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个得到了印证。

1778年，“路易十六的衰落时期开始”，这种衰落，起始于农业的不景气，随后影响到城乡手工业。

到1788年，终于发身了灾难性的歉收，再加上贵族反动的压迫，农民的日子更加难过。

而城市的状况更加难以收拾，手工业的不景气带来了失业，而歉收带来的饥荒，使得城市变成了一个难以生活的地方。

大量的失业者流向农村，沦为乞丐，一部分乞丐又滋扰民生，形似土匪。

更何况，旧制度末期，法国出现了一些真正的匪徒，无论是他们的存在还是关于他们的流言，都大大加深了农民对安全的恐惧。

同时在农村存在的，还有外国入侵的谣言。

农民要求政府派警力来保护他们，但是政府也无能为力。

于是，农民们一方面产生了对改变线装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自己武装自己的愿望也萌发了。

三级会议的召开，无疑为农民的前一个要求带来了好希望。

即使是贫穷的农妇，也依稀知道“一些大人物要为减轻人民苦难做点好事”。

这一点，为农民的恐惧中注入了一些革命的因素。

使得他们恐惧的对象，由单纯的土匪转移到了可能会破坏三级会议的人身上，而这些人，“根据”后来的传言，就是贵族。

由于贵族迟迟不肯支持第三等级的要求，人们开始怀疑：“贵族将不择手段压垮‘村俗小民’；他们将包围国王，要求解散三级会议；他们将拿起刀枪，坚守城堡，挑起内战，在盗匪中招募军队”，“人们迅速地把对对组的怀疑和对盗贼的恐惧联系在一起。

”（[3]p106）
既然单单依靠三级会议并不能解决问题，农民们自己武装自己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了，在法国市民革命爆发以后，农村的革命以“大恐慌”的形式爆发，这实际上就是农民们在恐惧心理的驱动下，武装自己以求自卫，并将他们先前已经极端痛恨，现在又成为“阴谋者”的贵族成为惩戒的对象。

在大革命爆发前，农村中就已经盛传着“贵族的阴谋”，农民们担心“在贵族的阴谋策动下，外国可能为支持他们而入侵法国，盗贼也可能受他们的收买。

”（[4]p113）于是，对贵族、外敌、匪徒的恐惧合成了一股，这股分外深刻的恐惧，最终导致了对贵族的残酷的。

于是，农民们把一座座城堡当成了巴士底，把贵族们杀死，烧毁各种封建权利的凭据。

索布尔又进一步指出：“大恐慌主张了农民暴*动。

这些恐怖的夸张性实际上很快就暴露无遗了。

然而农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武装。

他们不再去追寻想象中的强盗，而是涌向领主的城堡。

”（[1]p106）恐惧是引发革命的主要因素，但是并不是维持农民各民的主要因素，在农民已经进入革命状态之后，积压了酗酒的对封建制度的憎恨，以及对摆脱封建制度的向往，使农民有意识地将革命成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

五、8月4日，开始的结束
“制宪会议……将承认农村新局面的合法化呢，还是拒绝让步，不惜在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呢？”（[1]p107）这段话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农民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如前面所说的，资产阶级对农民存在着有拉有打的心态。

农民革命爆发，将给封建制从根基上以彻底的打击，这当然是有利于城市中的革命的，但是农民毕竟不是他们的军队，在大恐慌中，“资产阶级也并不始终得以幸免，”“农民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

”（[4]p113）随着革命的发展，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已经出现。

8月4日法令的颁布，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解放，不如说是对线装的承认；与其说是对农民革命成果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农民情绪的安抚。

8月法令把封建权利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偿废除的，另外一类则必须赎买。

这样，由于大部分农民难以赎买那些权利，8月法令实际上成为了农民继续革命的理由——既然自己的努力已经使一部分义务得到了废除，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努力使另外的一部分也废除呢？到了1790年和1791年，在洛特、夏朗特等郡都发生了农民攻打和赶走市镇地方政府的事件；1793年，更是爆发了以农民为主力的旺代叛乱。

吉伦特派在1792年8月25日的法令，又使富农和永佃农得到了解放，退出了革命，而下层农民则继续革命。

农民内部的分化，也开始表现出来。

尽管1789年的8月法令与整个农民革命的目标相比，有着太多的不足，但是这个法令，无疑是农民革命机器的润滑剂，使之运转得更加顺畅，使农民革命向更进一步发展。

套用一句名言，1789年8月4日，“这不是结束，甚至也不是结束的开始，但却是开始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