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词的创作风格

论苏轼词的创作风格论苏轼词的创作风格摘要：在北宋词坛上，苏轼享有巨大的声誉，苏轼词的创作风格一直以来也都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苏轼词的创作风格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诗为词”，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题材和独特的创作手法；前人创作传统、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思想以及苏轼曲折的人生经历是苏词的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苏词“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格对后世词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键词：苏轼；创作风格；以诗为词；原因；影响苏轼是中国词坛上别具一格的作家。

苏轼基于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大胆的对词进行了变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苏词的创作风格可以凝练成四个字—“以诗为词”，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格又有具体两方面的体现，即多样化的题材和独特的创作手法；再通过对苏轼词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和其影响的具体分析，进而领略苏轼旷达的情怀和豁达的人生态度。

一、苏轼词创作风格的具体体现在北宋词坛上，苏轼既继承了前人传统突破了传统樊篱，将诗文革新运动扩大至词的领域，在原有词风的基础上实现了标志性的突破与创新，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境界。

苏轼用词这一新型的音乐性文体，表现诗歌原始而古老、历久而弥新的题材，并将赋、比、兴等诗歌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词的审美潜力，为宋词成为与唐诗比肩的一代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故而，一言以蔽之，苏轼词创作风格的集中体现就是“以诗为词”，取词的躯壳而赋以诗的神气。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一）多样化的题材苏轼“以诗为词”的表现手法是他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所谓“以诗为词”，就是以诗之法，运词之意，以诗之器，显词之艺，将诗歌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作当中，消解诗词界限，合二为一，达到了诗词一体的艺术效果，进而拓宽了词的表现空间，提升了词的表现能力，词同样可以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

故而形成了苏词多样化的题材，无论是豪放词、旷达词还是男女恋情词，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具风韵，回味无穷。

苏轼在词创作方面最难能可贵而且也是最具闪光点的一点，就是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融入到词的创作当中，这在他多种题材的词作当中都有展现。

1、展现建功立业的豪情在苏轼众多的豪放词当中，《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1]可谓是东坡平生第一快词，整首词塑造了一个英姿飒爽、希望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英雄志士的形象。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此年苏轼四十岁，“老夫”是苏轼的自称，有宦海浮沉的疲惫之意；词的首句充分描述了苏轼出猎时的装束，“千骑”形容出猎的队伍之盛大，声势之雄壮，此处有夸张之语；词的第二句意谓作者自己出猎的勇猛姿势可以像当年孙权射虎那样。

词的下片意在抒情，“酒酣胸胆尚开张”意谓胸怀开阔，豪气勃发；“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此句一语中的，意谓不知朝廷何时才能重用自己。

此时的苏轼正在遭受贬谪期间，借此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渴望早日得到朝廷重用，展现出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如果说《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东坡平生第一快词，那么《念奴娇·赤壁怀古》可以说是他豪放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苏轼的这首词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它完全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含义。

每个人生来都有现实的抱负和人生的寄托，即将自己的存在价值最大限度的放大，彰显自我的存在感，换而言之，就是平凡大众的英雄情结。

然而苏轼又不仅仅是将一副豪迈的英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携带深沉的历史悲剧意识面对长江发出的苍凉的慨叹。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气势以及对赤壁之战和周瑜的具体描绘无一不透露着作者的慷慨壮志和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

2、展现人生际遇、表达旷达的情怀从苏词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方面来看，我们很容易将他归为豪放派，但在苏轼一生创作的众多词作当中，豪放词并不占多数，反而是清雄旷达之作占据了大部分，苏词的旷达情怀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超然自适、与大自然合二为一的情怀。

《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

这是一首物我同化的忘情之歌，由上片的雨中情景过度到下片的雨中所感，由景到情表现的自然贴切，遗世独立之意和羽化成仙之情溢于字间。

作者因沐浴微凉的春雨，而变得宁静澄澈，无声情愫巧遇有形之雨，灵魂的芬芳馨香，由内向外，沁人心脾。

由“一蓑烟雨任平生”到“也无风雨也无晴”便是这种豁然开悟的过程和之后的心理状态。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从表面上来看，是指不在乎眼前的烟雨，而实际上是说人的一生唯有自己的心灵是依靠，并不因为宦海沉浮、仕途坎坷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志趣。

词的末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同样具有双重含义，表意是说风雨过后天空阴晴不定，实则是说回首自己坎坷的仕途，因不以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生，所以心中一片宁静。

另一方面是善于思考、寻求自我超脱的情怀。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2]则最具代表性。

高低浮沉，天上人间，终归何处？这一切使作者心生茫然，在辗转踌躇之后，受到当时特定历史背景条件和政治生活的限制又不得不回到现实当中。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发饮酒化泪之言，但写超脱自适之语，寄人情以景语，托外物显己志，乐观之情，细语暗传，放达之意，娓娓道来。

中秋月圆之时，登楼放目，触景而生怀念亲友之情，作词以寄兄弟手足之义。

袒露荣辱穷通之困，又借酒力而问语青天，望月兴叹，瞬息万变般的人生面对无限的宇宙，渺小的个人置身包罗万象的自然，七尺之躯的终极意义，是非论断，任凭造化。

由此看来，整首词充满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旷达的人生情怀，使得这首词具有了永恒闪耀的魅力。

3、表现男女恋情的爱情题材苏轼打破传统婉约词的轻薄靡艳，变俗为雅，淀浊澄清，以爱恋替情欲，变缠绵为旖旎，语浅情深，景美意真，情韵悠长，情深意笃。

苏轼的言情名篇《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词的上片以清新的笔触描绘初春的自然风光，由近及远渐渐展开，富有层次感，从深层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作者对精神归宿的追寻。

词的下片由自然景象转写男女恋情，墙里佳人的笑声牵动着墙外行人的情思，转瞬即逝的怅惘恋情也使得整首词所抒发的情感悠远缠绵，寓意深刻。

纵观全词，作者将男女之间懵懂的微妙恋情与人生感悟相结合，可谓是一篇情韵幽婉的佳作。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3]这首词是苏轼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

词的上片看似写“实”，但完全是出于想象，之所以“记梦”，是因为苏轼对亡妻永远难以忘怀的思念之情。

其中虽无一字直接写对亡妻的思念，但细细读来，其透露出的深切的孤独悲凉之意令人为之震撼。

词的下片记梦，作者通过回忆亡妻日常生活的情态来怀念王弗，虽是记梦，但苏轼突破了生死和时空的界限，在梦中与王弗相会，同时整首词也融进了作者十年宦海沉浮的坎坷遭遇，融合了对亡妻无比思念的精神折磨，想象与现实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可谓是千古第一悼亡词！（二）独特的创作手法苏轼词多样化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其自身独特的创作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苏轼从理论层面出发，破除了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诗与词虽然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表现功能和文学本质应当是一致的；其次，苏轼还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他“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格以及实现诗与词的相互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体说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的体式中苏词语言上的“以诗为词”，为词的表现功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拓展了词的表现题材，加强了词的表现能力。

苏词的章法句法、炼字炼意等语言表现方式，因内容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大大地开拓了词境，使词跳出花间旧格，驰骋纵横，无意不入，取得新颖变化的效果。

如在苏轼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此处化用的便是唐代诗人李白《把酒问月》中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二句，同样是这首词，“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也是化用的李白《月下独酌》中的“已悟化成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年”二句；这样，苏轼将诗语、文语、口语都巧妙地熔铸到词的内容和体式当中，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寓意深刻，韵味无穷。

2、常用典故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精炼性的叙事方式，又是一种深婉含蓄的抒情方法。

比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词的上阕和下阕各运用到一个典故来写，写出猎打虎的过程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叙述清楚的，苏轼便巧妙地借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比喻自己的出猎打虎的飒爽英姿，言简意赅而形象传神,通过读者对孙权的想象达到再现自我的目的。

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来抚今追昔，通过人我对比，虚写历史事实，实喻内心抱负，虚实相生，寓意深刻。

苏词中寓意深广的典故，使词的语言表现力得以扩展延伸，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总揽万物，跨越古今，起到了深化语言内涵的作用，这也是苏轼在词的创作方面创造性的探索。

3、常用题序苏轼之前，词被视为小道，只是音乐的附属品和衍生物，音乐性占首位，注重合乐可歌，意不惊人但以歌取胜，只谈调名唱法而不言缘由寄托，可有可无的意蕴内涵若隐若现于字句的抑扬顿挫之中。

词至苏轼，声色渐隐，性情大开，打破了原有形式和格律的束缚，标题小序正文，三位一体，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言情写景，无所不能，说理叙事，无所不包，词声被词意替代，作词开始重言外之意而轻韵内之声，这也是苏轼对词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创新性的发展。

张先作词也善用题序，但苏轼和他的不同点在于，张先词作中的题序仅仅是交代了词创作的时间和地点，并不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苏轼则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用，使其构成与词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服务于全词的表情达意，隐含了创作原因，委婉地旨归词意，情感逻辑和叙事条理，渗透其中，微妙地传达出必要的写作背景和词作的发生动机。

比如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题序，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表明了词的末尾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弟子由。

另外还有一些词的题序与原文在内容上有互补的作用，比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两首词，题序都是用来纪事的，词的原文则着重抒发由所述之事所引发的情感。

题序本身就文才斐然，具有独立审美意义，联属正文，相映成趣，便具有双重的艺术魅力，故而，苏词常用题序，无形之中就达到了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的积极作用。

二、苏轼词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一）欧阳修、柳永等人创作传统的影响欧阳修作为宋代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文才和创作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

苏轼词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欧阳修作词很喜欢作小词来吟唱，这样一来，欧阳修的词肯定给苏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苏轼在他的词作当中也会时而提到，例如在《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4]中，“平山堂”为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词的上片叹惋时光易逝，物是人非，在伤悼欧阳修时也寄寓了自伤之情，下片即景凭吊欧阳修，寄寓了人生如梦的慨叹；其次，遭受贬谪后旷达的人生态度，欧阳修的词大体呈现两种风格，一是深婉含蓄，一是清新疏隽，他除了写适于歌者演唱的艳词之外，还把坎坷仕途的人生感受寄寓到词中，虽然遭受贬谪，但不愿因忧郁苦闷而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故而还要保持一种豁达开朗的胸怀，表现在作品中，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疏隽”的气势，苏轼把欧阳修的这些种种作为他遭受贬谪之后自我疏导、排解的一种力量，所以说苏词创作风格的形成受欧阳修的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