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学年第二学期第6周国旗下讲话

法，国之重器也。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进步的象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从根本上敬畏法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繁荣昌盛的文明都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大秦帝国的兴起，开启于商鞅变法，徒木立信让“法”的思想深入人心：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是人类最早的成文法，在保障罗马市民的额权益时，也保证了古罗马的强大。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全面提升综合国力；而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需要强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高效运行。因此，需要法律为其保驾护航。在当今世界，民主与法治被视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滞后，体系建设不完善，不科学，不合理较为突出。甚至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践踏法律的现象。倘若任其发展，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让人民产生不信任感，更为严重的是，这会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同洪水猛兽，后患无穷。古人云，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建立建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呼唤。

以法为器，大智立法。古人云，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可见，古人将立法工作视为治国的大智慧。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立法质量的好与坏，更是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和败。纵观历史，明朝中叶的张居正，以“一条鞭法”治天下，使明朝出现“中兴之象”。间接将明朝的灭亡推迟了两百多年。而北宋的王安石，虽励精图治，其变法运动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初衷，但颁布的法律却与民争利，最终变法失败，加速了北宋的覆灭。因此说立法要善于立良法，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全面依法治国以来没，中共中央坚持“立破并举”，在出台一系列为民谋利的法律法规的同时，也雷厉风行地废除了不合时宜的旧法，使国家的法治建设进一步得以完善。

以法为器，依法行政。张居正有一句名言：天下大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制必行。一段时间以来，执行难一直是法治工作的痛点。这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权者盲目行驶权力，随意开“人情方”。为既得利益者谋不当之利；另一方面是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程序不合法。如“暴力执法”“钓鱼执法”等。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打虎、拍蝇、猎狐一系列的执法行动不断扩大打击违法犯罪的战果；于此同时，强化监督机制，不仅强化党内监督，还创造性地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彻底清除“执法难”的顽疾。

以法为器，公正司法。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依法治国的战略大局。曾经的中国，在司法审判中出现的“陈满案”“聂树斌案”“呼格案”等冤家错案，就像一把把锐利的尖刀，深深地刺入中国司法界的心田。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为了更好地保障公平正义，国家吹响了司法改革的最强音，以好中选优为原则，扩大法律从业者必须通过司考的范围，遴选法官制度则使法官水平更具专业化;统筹公检法的薪酬改革，使司法改革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建立“庭审直播”模式，揭开司法审判

的面纱，以公开促公正，体现“阳光司法”，与此同时，建立巡回法庭，加强法律援助、速裁制度的出台，则进一步彰显司法为民的理念。

以法为器，全民守法。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如何建立起一个“全民守法”的时代，始终是前进道路上的重要课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是牵“关键人群”的牛鼻子。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公职人员，因为公职人员对全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特别是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其次是学生群体，守法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除此之外，必须加强普法工作，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改变以往大水漫灌的“大包干”，从执法机关出发，让普法工作更具权威性。最后是建立健全法律奖惩机制，通过查控系统，迫使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建立诚信体系，给诚信企业和个人更多的优惠。多措并举让守法者畅通无阻，让违法者寸步难行。

只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种上法治的种子，才能确保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