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兴衰

徽商的兴衰

徽商即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等，其中典当商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徽商们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徽商与、粤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徽州经商人数的众多给徽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此外，因为徽州的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于是经营商业也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

进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明中叶对食盐实行“开中折色法”，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山陕商人，于成化、弘治之际取得了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明代的两淮盐利最大，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后，便迅速扩充了财力。他们或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其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对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在外经商者往往依靠宗族关系结成整体便于互相照顾及增强竞争力，这也成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个体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商帮的原因之一。

徽商帮兴起后，其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加上广泛的经营项目，多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其在全国的商业竞争中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明清时期全国十一大盐场，两淮盐场居主要地位；而徽商据地之利与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陕商人而垄断两淮之盐利；徽州多红壤，适宜优质茶叶的生长，并且多山的地形也适宜竹木等植物的种植，因此茶、木贸易一直是徽商贸易的重点；典当业多厚利，而“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故徽商经营的重点则放在盐、典、木、茶四大宗上。正是因为对这四大宗的合理经营，徽商在成化、弘治至万历年间逐渐壮大。

明代末期政治腐败，清前期社会尚不稳定，统治者对商人的压榨都是巨大的。《清史稿》上屡有记载王朝建立之初，经常蠲免各省补赋，并出钱赈济自然灾害频发之区域；这部分款项来源则大部出自商税。而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战争更是给徽商以巨大打击。

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之际（1796-1830年）的一百数十年，徽商摆脱了之前的低糜状况，并逐渐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的原因。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休养生息，徽人对从贾又有了信心，商业再度繁荣。其次，统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有效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开始频繁。此外，清廷又采取了一些‘恤商裕课’的措施。再次，徽商在长江流域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明代国内贩运贸易的绝大部分还集中在沿运河一线的南北贸易上。及至清代，则不但南北贸易继续扩大，而且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也发展起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徽商亦贾亦儒，儒贾结合，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他们以儒之理经营商业，讲求商业道德，使得其家业不断做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儒、贾各自的发展。正如徽州一古居门前对联所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说明徽人能充分认识到读书与营商之间的关系，并能两者兼顾，徽商此次的复兴较明中期又有所发展，以盐商为主体迎来其鼎盛时期。

道光十二年（1832年），政府在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标运盐，销售各地，打破了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靠盐业发迹，进而控制盐业专利的徽商，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衰落。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洋行的侵入而中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不可胜数。尤其是帝国主义入侵，外来资本渗入，以及受近代思想洗礼，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浙江财

阀的兴起，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经营方式渐异于往昔。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限制在贩卖销售的商业范围之内，甚至渐渐与旧式手工业和农业失去紧密的联系，所贩卖销售的货物，差不多都是从外地或本地的生产者或贩运者手中购来的。势必要受人宰割，仰人鼻息，不能占有操纵、垄断、独占的支配地位，开始走下坡路。但部分徽州商人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这两股势力夹击下，顽强抗争。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地皮大王”程霖生曾一度辉煌，但这毕竟只是徽商衰运中的微光。他们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同新军阀官僚没有渊源，在同新财阀的竞争中落败，是历史的必然。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