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兴衰

徽商的兴衰徽商即徽州商帮。

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

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

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等，其中典当商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

徽商们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

徽商与、粤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

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徽州经商人数的众多给徽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

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

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

此外，因为徽州的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于是经营商业也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

明中叶对食盐实行“开中折色法”，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山陕商人，于成化、弘治之际取得了食盐销售的垄断权。

“明代的两淮盐利最大，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后，便迅速扩充了财力。

他们或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其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

这对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在外经商者往往依靠宗族关系结成整体便于互相照顾及增强竞争力，这也成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个体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商帮的原因之一。

徽商帮兴起后，其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加上广泛的经营项目，多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其在全国的商业竞争中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

而明清时期全国十一大盐场，两淮盐场居主要地位；而徽商据地之利与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陕商人而垄断两淮之盐利；徽州多红壤，适宜优质茶叶的生长，并且多山的地形也适宜竹木等植物的种植，因此茶、木贸易一直是徽商贸易的重点；典当业多厚利，而“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

故徽商经营的重点则放在盐、典、木、茶四大宗上。

正是因为对这四大宗的合理经营，徽商在成化、弘治至万历年间逐渐壮大。

明代末期政治腐败，清前期社会尚不稳定，统治者对商人的压榨都是巨大的。

《清史稿》上屡有记载王朝建立之初，经常蠲免各省补赋，并出钱赈济自然灾害频发之区域；这部分款项来源则大部出自商税。

而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战争更是给徽商以巨大打击。

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之际（1796-1830年）的一百数十年，徽商摆脱了之前的低糜状况，并逐渐兴盛起来。

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的原因。

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休养生息，徽人对从贾又有了信心，商业再度繁荣。

其次，统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

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有效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开始频繁。

此外，清廷又采取了一些‘恤商裕课’的措施。

再次，徽商在长江流域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

明代国内贩运贸易的绝大部分还集中在沿运河一线的南北贸易上。

及至清代，则不但南北贸易继续扩大，而且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也发展起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徽商亦贾亦儒，儒贾结合，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

他们以儒之理经营商业，讲求商业道德，使得其家业不断做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儒、贾各自的发展。

正如徽州一古居门前对联所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说明徽人能充分认识到读书与营商之间的关系，并能两者兼顾，徽商此次的复兴较明中期又有所发展，以盐商为主体迎来其鼎盛时期。

道光十二年（1832年），政府在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标运盐，销售各地，打破了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

靠盐业发迹，进而控制盐业专利的徽商，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衰落。

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洋行的侵入而中落。

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不可胜数。

尤其是帝国主义入侵，外来资本渗入，以及受近代思想洗礼，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浙江财阀的兴起，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经营方式渐异于往昔。

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限制在贩卖销售的商业范围之内，甚至渐渐与旧式手工业和农业失去紧密的联系，所贩卖销售的货物，差不多都是从外地或本地的生产者或贩运者手中购来的。

势必要受人宰割，仰人鼻息，不能占有操纵、垄断、独占的支配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但部分徽州商人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这两股势力夹击下，顽强抗争。

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地皮大王”程霖生曾一度辉煌，但这毕竟只是徽商衰运中的微光。

他们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同新军阀官僚没有渊源，在同新财阀的竞争中落败，是历史的必然。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

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

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

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

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

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

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

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

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

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

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

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

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

“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

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

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

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

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

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

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

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

……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

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

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

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徽商的衰落原因和其他商帮一样，主要是其封建性的经营方式。

挣来的钱财并没有作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诸多非经营性消费上。

徽商此举发展了当地的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却把自己推向衰落的道路。

总之，其兴是因为能准确把握市场规律，衰则是因为未能更上时代潮流以改进技术，发展商业资本。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