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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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地域文化

厦门大学中文系 李如龙

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因此,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讨论方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希望学语言学的扩充文化的思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来留意自己的方言母语,共同作些考察和交流。

一、 方言与地方历史

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滂读同庞,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去寻找解释。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融合对语言的作用。桌子在东南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潮州、海南)、盘(邵武)。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可写字办公,以后有了长腿才叫卓(桌是后起字),卓就是高的意思。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至今普通话的“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

从潮州到海南,那里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具体记载,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泉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原来莆田也属于闽南话,宋以后才同泉州分立,而潮州、琼州各地闽南话连早期莆仙话的特点也保留下来了。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地下文物和史籍更能说明历史。

福建境内有闽、客、赣、吴各种方言,词汇差异甚多。唯独红薯都称“番薯”,无一例外,而且旁及客粤诸方言,也相当一致。原来这种作物是明代闽南华侨从菲律宾带来种植的,由于耐干旱、产量高,在东南丘陵地区就很快普遍推开了,后来也传到了北方,因为年代较晚,在官话区改称为地瓜、红苕、白薯。这是方言词记录了农耕史的典型例证。

山东曲阜方言谓“说话在理”为“子曰儿”,这当然反映了人们对老乡、老祖宗孔夫子的绝对崇敬;金华吴语喻只说空话,办事不实在的人为“伯嚭”,也因为这位赵国宰相是他们熟悉的历史名人、大老乡。还有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口语中,

比如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这些都是由于历史人物在当地有深远影响,因而在方言里留下的印记。

北京市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100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豹峪),说明早期的京畿是林木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广东中部则有许多像白鹤洞、鹤边、鹤州、鹤溪、鹤田等地名,有的学者以为与粤中古俗“鸡卜”“鸟田助耕”的传说有关。这说明方言地名往往是当地历史事实的见证。

二、 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牛拉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各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北方以麦类为主,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汰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照原来的套路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屐(冰鞋)、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雪糁子、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石枋厝、草寮,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说法。

各地的地理通名多有不同。在高原地区有塬、梁、沟、峪、峁,在丘陵地带有墩、坑、坂、坡、坪、崙。在沿海有岛、屿、礁、港、角、洲、澳。河网地区有浦、渎、浜、泾、涌(长江三角洲)、沥、氹、滘、塱、氵並(珠江三角洲),这是不同的地形地貌在方言中凝固下来的差异。在山说山,比如山顶、山脚、山崖、山沟、山腰;在海说海,比如海滨、海坪、海涂、海湾、海沙。也有说出矛盾来的,比如,云南管湖叫海(洱海、程海、讷泊海、阳宗海);福建管海叫江(鹭江、石井江、涵江),在方言里江、海有不同的含义。至于以江海、鱼虾或是山林鸟兽为题,演绎各种引申含义,附会成为传说故事,凝炼成哲理名言,这就更是丰富多彩了,而且在不同方言区有明显不同的说法。昆明许多谚语就是拿山、水、林、木作题的:水到沟自开,花多蜂自来,树多水自流;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山高也在脚下;小草本无力,避风自变腰。

三、 方言与地方习俗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各地形成了许多有同有异的习俗。各种习俗在不同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名堂。从命名称谓、红白大事、四时节庆到民间信仰、地方神祗、行业褒贬,名目之多,难以计数。清明上坟或称扫墓、醮地、拜山、挂纸、献纸、祀地;七月十五的祀鬼,或称鬼节、七月半、普渡(在闽南,也许是因为出洋而葬身大海的人多,有初普、重普、水普、陆普各种说法,各村约定一日,轮流祭祀,邻里之间相互走访、宴请,活动十分隆重)。端午节单是节日名称就有端阳、重午、五月节、五日节、五月初五等说法。闽台共祀的地方神祗单是妈祖就有“天妃、祖妈、圣母、湄洲妈、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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