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与地域文化厦门大学中文系 李如龙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

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

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因此，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

本文讨论方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希望学语言学的扩充文化的思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来留意自己的方言母语，共同作些考察和交流。

一、 方言与地方历史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

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滂读同庞，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

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去寻找解释。

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融合对语言的作用。

桌子在东南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潮州、海南）、盘（邵武）。

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可写字办公，以后有了长腿才叫卓（桌是后起字）,卓就是高的意思。

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

至今普通话的“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

从潮州到海南，那里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具体记载，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泉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

原来莆田也属于闽南话，宋以后才同泉州分立，而潮州、琼州各地闽南话连早期莆仙话的特点也保留下来了。

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地下文物和史籍更能说明历史。

福建境内有闽、客、赣、吴各种方言，词汇差异甚多。

唯独红薯都称“番薯”，无一例外，而且旁及客粤诸方言，也相当一致。

原来这种作物是明代闽南华侨从菲律宾带来种植的，由于耐干旱、产量高，在东南丘陵地区就很快普遍推开了，后来也传到了北方，因为年代较晚，在官话区改称为地瓜、红苕、白薯。

这是方言词记录了农耕史的典型例证。

山东曲阜方言谓“说话在理”为“子曰儿”，这当然反映了人们对老乡、老祖宗孔夫子的绝对崇敬；金华吴语喻只说空话，办事不实在的人为“伯嚭”，也因为这位赵国宰相是他们熟悉的历史名人、大老乡。

还有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口语中，比如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

这些都是由于历史人物在当地有深远影响，因而在方言里留下的印记。

北京市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100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豹峪），说明早期的京畿是林木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

广东中部则有许多像白鹤洞、鹤边、鹤州、鹤溪、鹤田等地名，有的学者以为与粤中古俗“鸡卜”“鸟田助耕”的传说有关。

这说明方言地名往往是当地历史事实的见证。

二、 方言与地理环境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

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

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

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牛拉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各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

北方以麦类为主，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

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

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汰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

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照原来的套路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屐（冰鞋）、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雪糁子、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

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石枋厝、草寮，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说法。

各地的地理通名多有不同。

在高原地区有塬、梁、沟、峪、峁，在丘陵地带有墩、坑、坂、坡、坪、崙。

在沿海有岛、屿、礁、港、角、洲、澳。

河网地区有浦、渎、浜、泾、涌（长江三角洲）、沥、氹、滘、塱、氵並（珠江三角洲），这是不同的地形地貌在方言中凝固下来的差异。

在山说山，比如山顶、山脚、山崖、山沟、山腰；在海说海，比如海滨、海坪、海涂、海湾、海沙。

也有说出矛盾来的，比如，云南管湖叫海（洱海、程海、讷泊海、阳宗海）；福建管海叫江（鹭江、石井江、涵江），在方言里江、海有不同的含义。

至于以江海、鱼虾或是山林鸟兽为题，演绎各种引申含义，附会成为传说故事，凝炼成哲理名言，这就更是丰富多彩了，而且在不同方言区有明显不同的说法。

昆明许多谚语就是拿山、水、林、木作题的：水到沟自开，花多蜂自来，树多水自流；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山高也在脚下；小草本无力，避风自变腰。

三、 方言与地方习俗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各地形成了许多有同有异的习俗。

各种习俗在不同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名堂。

从命名称谓、红白大事、四时节庆到民间信仰、地方神祗、行业褒贬，名目之多，难以计数。

清明上坟或称扫墓、醮地、拜山、挂纸、献纸、祀地；七月十五的祀鬼，或称鬼节、七月半、普渡（在闽南，也许是因为出洋而葬身大海的人多，有初普、重普、水普、陆普各种说法，各村约定一日，轮流祭祀，邻里之间相互走访、宴请，活动十分隆重）。

端午节单是节日名称就有端阳、重午、五月节、五日节、五月初五等说法。

闽台共祀的地方神祗单是妈祖就有“天妃、祖妈、圣母、湄洲妈、姑妈、娘妈、开台妈、崇福夫人”等名称；吴真人则有“吴真君、医神、真人仙师、吴公真仙、医灵真人、大道公、帝君公、紫微帝君”等等。

自古以来，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创造了不少语言避讳现象。

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避讳。

在以姓氏聚居的地方，村里人都是同姓族亲，姓氏常避同音讳。

如长汀陈姓在过渡时只能自称姓浮（陈、沉同音），闽南卖苦瓜的到许厝村只能喊“卖红洋”（许音同苦），到洪姓村庄则要喊“卖苦瓜”（洪、红同音）。

病、死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普遍有避讳的说法。

病说不舒服、不安逸、艰苦、难受、吃亏，连喝药也改说喝茶。

死则说老了、去了、走了、过面了、没了，在福州连小动物死了也改说“生去了”。

火灭了不说熄、灭，二说“暗去、继去”。

不过也不尽然，在避諱上也有因地而异的情况。

闽南话连钟停了都说成死。

潮州话形容词后面常常带上“死绝”作补语，表示程度很深。

在广州话里，不但可说“热到死”（热死了）、“话死都唔听”，还可以说“死人！”（糟了！），死气气（丧气）、死咁做（拼命）、死桥（绝招）。

客家人入住赣、闽、粤之后，为了在客地立足，便造围屋，聚姓而居，特别讲究家族的内聚力，同宗都是“自家人”，族亲之间祖辈称公婆，父辈称伯、叔、[弥女](上下结构)，平辈则称哥、嫂，不论长幼一概不容僭越。

故有“白头哥、坐地叔”的说法（白了头的是侄，地上爬的是叔）。

家族之内尊奉的信条是“手指向内弯，拳头向外打”、“瓜爱连藤，人爱寻根。

”对从事不同职业者的称谓，有的含有敬重的褒义，有的含有轻蔑的贬义，往往体现了不同地区的人对各种职业的评价标准。

闽南话称道士为“师公”，称和尚为“和尚仔”，称基督教徒为“食教的”。

广东话干脆把说话啰嗦的人喻为“讲耶苏”，这都表现了早期对外来宗教的某种排斥心理。

福州从事烹调、裁缝和理发手艺的人甚多，旧时还散布全省，本地方言对这些靠手艺吃饭的劳动者是尊重的，称为“厨师父、衣裳师父、剃头师父”。

对老师和中医师都称“先生”，这是全国各地普遍的说法，但是内陆山区常有“天地君亲师”的灵位放置厅堂来供奉，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俗谚，然而在福州话却有“先生先生，面觑鼓山，欲食肉骨，共犬相争”的说法，闽南话则把教书和寡妇列为同等吝啬者，对老师也并不十分敬重。

四、方言与文化心态这里说的文化心态指的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

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有许多是同全民族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不自今日始。

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

那里的商业运作早已十分惯练，商品经济意识可谓广泛地深入人心，粤语口语中的一些说法就是它的表现，并且成为培育这种意识的教材。

“利市”意为发红包，给红包在其他地区通常理解为送人情，在这里是希图带来更多的市场上的赢利。

“着数”是对上了账，这账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而是有利于自己的，用普通话来解读就是“合算”。

“发”、“发达”在广州话只指“发财”，看来，发财为大，其余都是次要的派生的。

“卖广告”就是登广告，明明是拿钱付出的，只要有人看了、买了，广告便有了赢利的效应，粤语的这个说法是充满商业意识的。

“揾钱”是找钱，这说明商业经营最重要的是找到门路，获得市场要求的信息，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获利。

这类方言词还有很多：“帮衬”意为光顾，“唔聚财”意为看不顺眼，“断市”是脱销，“发市”就是成交、买卖兴隆，“发钱寒”是财迷心窍，“吉屋”是空屋（空、凶同音避讳）。

“交吉”是交付新房，“猪利”是猪肝（南昌话说招财，客家话说猪口赚），“走宝”是失去利益和机会。

看来，生意场上是有运气的，广府人不怕死，却怕衰。

在广东话，衰的本义是运气不好、倒霉，也引申为糟糕、缺德、下贱，并常用来骂人：衰人、衰公、衰仔、衰婆、衰女、衰神都是骂人话。

客家人虽然同广府人在粤中相处数百年了，语言和文化上也多互相渗透，然而在深层的文化意识上还是存着明显的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