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

第一讲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学革命1、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①洋务运动②现代传播媒介③职业作家④受众队伍文化机制的渐变为文学变革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在逐步殖民地化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正逐渐地向工业文明转化，传统的、古老的社会形态，思想观念正在向着现代转变。

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呼唤着文学的变革，也必然孕育着文学的变革。

晚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以及物质形态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对清政府内部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洋务运动的兴起。

1860年之后，清政府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影响倡导下，开始了以“自强”、“求富”（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心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了中国近代的机器工业，不仅在当时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策略使中国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文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变化带来的是文化机制的变化。

1857年，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在上海创刊，1872年，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申报》创刊。

满清王朝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也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

民营出版业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

它给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的、理性的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总之报刊繁荣引发的是报纸副刊与专门性文学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这一切初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的形成，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外国教会、文化势力的入侵，中国出现了一部分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既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同时也去掉了他们的功名之累。

1907年，新创办的《小说林》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又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这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

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科举仕进与入幕帮闲的传统道路之外，又有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

正是这些使中国的读书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的作家职业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由此有了创作队伍的保证。

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同时，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现代都市的出现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人数不少的市民阶层，新式学堂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不同于传统的“读书”人。

不断壮大的城市市民阶层连同新式学堂的学生，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受众队伍。

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报刊的繁荣，文人们的策论正逐渐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的接受也开始由听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

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悄悄地孕育着文学创作方式与文学接受方式的变更。

2、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①诗界革命②文界革命③小说界革命④文明新戏⑤白话文运动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晚清的诗坛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

这场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当然结不出诗歌的硕果，也难于开一代诗风。

后来，朱自清对这场运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他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既指出了“诗界革命”的失败之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对于五四新歌运动的影响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桐城派古文标榜“清淡简朴”、“恶熟恶俗”，骈体文词藻华丽专求形式，八股文更是内容空洞、格式呆板。

这些陈腐的散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获创，无益于社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只能“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害甚于焚书坑儒”，“为中国锢禁文明之一大根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文体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统治者默认、提倡、推行这些文体的意图。

黄遵宪在他的《杂感》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

束发受书始，即已缚纽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

所以他叹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希望世儒能改变“老死不知悔”的态度，跳出这种毁灭人材、束缚文学的圈子。

于是，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曾提出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情深而文明”（康有为《味梨集序》）的改革设想。

但这种设想并没在理论上得到更多的探讨。

后来，在报章文体出现，“ 新文体”流行，梁启超才适时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的。

近代开埠之后，中国出现了具有现代传媒特点的报刊杂志。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改良派的政治家、宣传家掌握控制或新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用以传播他们的政治改良主张。

在这过程中，报章上的文体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从报章古文化到古文报章化，再到报章宣传鼓动化。

所以“新文体”实际上也就是随着现代型报刊杂志的繁荣和政治改良运动兴起而出现的“报章文体”。

最初应用“报章文体”这一名称并加以阐述的是1897年谭嗣同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章文体》一文，但这时的谭嗣同并没具体的文体创新的自觉意识，只是说明报章所载的文章，可以突破传统观念的限制，以便于放言和宣传。

“新文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梁启超等人所办的《时务报》。

后来梁启超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

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所分析的“新文体”出现的原因和特点就是突破桐城古文的藩篱，把文体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笔锋常带情感，以增进对读者的感染力。

所以说，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艺末，不能登大雅之堂。

入近代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把小说看成是启发民智的得力工具，是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大力提倡和鼓吹。

于是创作兴盛，译著流行，小说理论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从而使小说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更新。

对传统小说观念最早的冲击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

梁启超他们对旧小说的批判以及对新小说的肯定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他们的目的却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要提高小说的地位，要改变旧小说腐坏的状况，就必须发动大政论家、仁人志士，发动进步的作家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把中国小说的控制权从旧文人那里夺回到革命者手中。

因为小说要成为“新民”的工具，就必须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旧小说里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以及“妖巫狐鬼之思想”。

使小说成为“新民”的工具实际上是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真正动机。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在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新民”目的，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等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传奇剧本。

他注意到戏剧与小说一样也具有“启智” “新民” 的社会作用。

比较系统地质疑传统观念，并提倡新的戏剧观念的是陈独秀。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现代化。

所以，提倡“言文合一”，发起白话文运动也成为近代的文学改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这场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最早的指向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

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新民”的重要性，为使语言和文学从古老的文言文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发挥改革社会的作用，便更系统、更有力地宣传言文合一的主张。

首先提出“言文合一”这一问题的是黄遵宪。

第二讲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与共和国文学1、共和国文艺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基石上的？①五四时期的萌芽②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④左翼文艺运动⑤延安文艺运动从革命文学的提倡到延安文艺运动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作为这一革命运动在文化领域的直接反映，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意识也开始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中产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很重视文学宣传工作。

1923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创刊宣言中指出，中国革命与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

1925年，中共四大的《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指出：“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在这期间，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蒋光赤、沈雁冰、李求实等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提出建立革命文学的主张，并就文学的阶级性、革命性、党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早期共产党人在论述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主要探讨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除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文学所应表现的内容外，初期共产党人的探讨也涉及了革命文学对作家思想立场的要求。

他们认为革命的文学需有革命的感情，“ 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

所以，“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代英《文学与革命》）。

到了1926年，自信已是社会主义者的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作家是阶级的代言人“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家早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家实写出来。

要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