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模仿说”与《周易》“观物取象说”比较

亚里士多德“模仿说”与《周易》“观物取象说”比较摘要：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与周易的观物取象说分别对西方和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它们都立足于从对客观世界的观照中得到启示，但是模仿说主张模仿得真实可信，是后世写实艺术的理论基础。而观物取象说则注重对圣人之意的传达，对鬼神奥秘的探索，对吉凶之事的判断。是中国古代表现型艺术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模仿说；观物取象说；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273-02

“模仿说”是西方文论发展的源头，起源于古希腊。第一个提出此概念的，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艺术模仿自然。”之后柏拉图发展了“模仿说”。他认为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念世界，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与真理隔着三层，是影子的影子。因此，艺术模仿是不真实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他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他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模仿的诗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对后世西方文艺创作影响深远。

“观物取象说”是《周易》中的重要观念，成为后世艺术思维的滥觞。“《易》者象也，象也着像也。”《周易》的实质就是象，所谓象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取象。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与《周易》的“观物取象”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对东西方艺术发展的不同有一个

更深的认识。

一、艺术的起源与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模仿是人类的本能，通过模仿，人类能够从自然中获得知识，并且能够得到快感。“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艺术创作也是一种本能，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是主动的艺术，不仅仅是对自然界的模仿，更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亚里士多德认为作品最重要的是情节，而“情节是行动的模仿”。艺术的创作也不是作家主观随意的创作，它要求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必须符合必然律或可然律，能够反映真实的现实，“艺术模仿的真实可能比历史学的模仿更为真实。”艺术是为了真实的反映现实，创造出“合情合理”的东西以供娱乐。

《周易》认为象是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概括和归类。“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通过对天地万物的“仰观俯察”，进而模拟其形状外貌，使之

成为有象征意义的“象”。“仰观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中国的艺术与哲学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从《周易》中便可知道，观物取象的象不仅是自然之象，更有生活现象。而这种“仰观俯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是“圣人”所特有的能力。这就要求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能够有胸怀天下的志向，才能够观象作卦。与单纯的模仿不同，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是需要融入个人的情感，并且最终将象进行发现发明，最终成为一种教化万民的工具。观物取象的最终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娱乐的作用已被隐藏在道德的教化之后，对自然、人生、社会的认识和掌握，是为了得到这些事物所代表的哲理，以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吉凶变化之理。

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与《周易》的“观物取象”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的自然或社会的一种关照。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再现，更是创作者主观意识的融合。

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但这种模仿并不是简单的搬运。所谓的真实性是需要进行选取和加工的。“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信。”可信的事情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而可能的事情只是随机发生的，在材料选取中，亚里士多德坚持艺术家能够掌握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抓住事物的本质，“对原物的范本有所改进。”

这就需要艺术家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艺术的真实。他认为在创作中“刻画‘性格’，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一桩事件随另一桩而发生，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其次，为了达到艺术的真实，他认为可以进行虚构。他说“阿伽同的《安透斯》，其中的事情与任务都是虚构的，可是仍然使人喜爱。因此不必专采用哪些作为悲剧题材的传统故事。那样做是可笑的”。只要遵守客观规律，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创作情节和人物，艺术就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作为创作者，或者诗人的主观情感来说，是受制于规律与现实的。主体的创作活动主要在于表达艺术的真实，情节行动的真实，因此不论是选择题材，运用模仿形式，都要符合这种创作规律，可是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却得不到抒发。

而《周易》的观物取象却恰恰相反。在进行“观物取象”之前，必须发挥主观的情致，达到圣人的品质。圣人才能“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观察必须具有一定的心胸视野和精神状态，用心去感受天地之间万物的奥秘。这种观也不是片面的单纯的对动植物的观察，它包括星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河泽乃至首腹足口、君臣父子，它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人类社会，更是天地变化运行的状态，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因此物的形状、习性并不是周易所重视的问题，从物中得到启示，“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设

卦观象才是目的。象有“实象”、“虚像”之分，孔颖达《周易正义》有云：“实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地中升木，升也；皆非虚，故言实也。假象，皆以义示人，总谓之象也。”就以乾为例，“乾者，健也……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木果。”乾是一种卦象，象外之象却更为广阔，正是“其名称也小，其取类也大。”因此，不论是“实象”还是“虚象”，都是圣人仰观俯察的内容。周易强调的是象瞬息变化的规则，在观物取象时应注意借以比拟、象征来探索世界微妙的变化规律。观不仅仅是观察形状，更是探究这种事物与天道人心之间联系，以达到见微知几，探讨“幽明”、“死生”、“游魂”、“鬼神”之间的秘密。“象虽一著，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象又是有限的，意才是无穷的，“圣人设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圣人之意”，“圣人之情伪”，才是观物取象的最终目的，观物取象只是手段。象可承载圣人之意，象成为圣人之意的托拟。因此，周易从一开始就已经融入了人的主观情感，在道德与情感的控制下有目的的选取物象，最终也是为了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精神状态。

三、结语

模仿说与观物取象说分别对西方和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