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要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

述要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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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元变革论的形成经纬

2005年，受邀参加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我在日本参与编纂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课题组中主动承担的是元代部分，因此对元代比较关注，在考虑提交论文时，我决定写元代的科举停废，为人们考察20世纪的最终科举废除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在查找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史实与头脑中学术积淀，互相撞击，产生了思想火花，形成宋元变革论这一命题的雏形。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我的学术方向转型，目光从上向下，从长期以研究皇权为主的中央政治研究转向对地方社会的研究。

以《俐举取消的历史》①为起点，继续进行资料搜集与深入思考。当时，我在与东洋文库的同行们在完成中蟾敏先生领导的《史选举志译注》②之后，进行内容相关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③的译注作业。笔记中关于选人改官难的条目，让我对进士登第后的命运开始关注，并且与元代科举停废带来的士人职业取向贯穿起来，结合以往研究中积蓄的个案，写成一

篇数万字的长文，①初步阐述了我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二、宋元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看上去是与唐宋变革论针锋相对的命题。其实，两者并非二元对立，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历史走向的观察。根据一定的时代特征，把历史划分为若干时段观察，自然是一种具有逻辑意识的方式。除了唐宋变革论，还有美国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②在诸多的命题中，20世纪初由日本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充实的唐宋变革论无疑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的重新关注，更使这一命题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③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北宋作为这一变革期的终点，把唐代的因素发展到极致。因此说唐宋变革论作为古代以及古典主义终结的归纳，精辟而到位。至少从政治形态的变化看，我并不持有异议，在我的日文版《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④一书中专有一节阐述了我的认识。不过，唐宋变革论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并且，在我看来，始初建立在部分推论基础之上的唐宋变革论，对两宋不加区分的捆绑论述具有一定的缺陷。最主要的是，唐宋变革论是追溯中国历史，向前看而得出的认识。

历史是流淌于时空之中一条连绵不断的长河。事物的变化大多如此，一个事物臻于完美，一个过程进行到后期，便开始酝酿下一个过程，便开始发生变异。这是持续的发展。唐宋变革论诉说的是中国历史从中古走向近世的变化。而我则是向后看，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观察的矢向不同。

三、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

宋元变革论，并非我的首倡。前面提及，欧美学者有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我必须承认是受到这些说法的启示。那么，欧美学者的这些认识又从何而来呢?追溯学术史背景，大概还要回到首创唐宋变革论的日本。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领先于世，并且出于冷战等原因，欧美的几代学人大多通过日本学者的论著来认识中国史。关于这种学术背景，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察，并且还得到了欧美学者的亲口印证。1993年春，我在日本东洋文库巧遇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杜德桥，当时，我正在将近藤一成的《英国的中国学》长文翻译成中文，于是便围绕着有关英国的中国学问题，与杜德桥教授展开了讨论。他说，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对日作战，客观上形成了许多学

者学习日语的局面。战后，这些学者又转向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可以说，这一代学者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影响较大。①

后来，又看到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张广达先生也有同样的认识:“在西方史学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学者把宋代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有的称之为‘新世界’这样的评价，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内藤史学的宋代近世说的直接、间接影响。”从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上考虑，大量吸收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欧美学者对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的观察，极有可能是来自日本学者的启发。不仅是欧美学者，汉语世界的学者也逐渐接受了近世这一历史分期的概念。例如近年在台湾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的论文集，便题名为《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③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与日本学界有着共同视野的中国学者己经注意到、并使用了来自日本的“近世”概念，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解释。比如吴天挥先生就把北宋庆历时期视为中世和近世的分界线。④从内藤湖南首倡到宫崎市定完成，日本学者不仅提出了为学界瞩目的唐宋变革论，还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全面确立了不大为日本以外学者提及的近世社会的学

说体系。⑤同样是京都学派、较宫崎市定小十几岁的岛田虔次具体阐述了“近世说”导入的理由:我的论证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把宋以后的中国与欧洲的近代Modern Age并行(因为说的是从14, 15世纪开始的时代过程，所以不是被19, 20世纪的西欧文明所理念化了的‘近代本身’)。接下去因为自觉到都是人的社会，所以在宋以后的中国也肯定有与文艺复兴期以后的欧洲同样的现象。根据对这样的事之探究，中国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肯定也就明了起来了。”⑥近藤一成评价道:“内藤湖南提倡，宫崎市定展开的唐四、从南朝到南宋:时空在江南重合。

历史在时空中运行。以时间观之，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必须把历来视为一体的北宋和南宋加以切割。以空间观之，也必须将地域进行切割，将南北分开。广裹的中国大陆，地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研究者不可能将这一大陆板块的空间演化笼统地纳入统一的时间演进中进行观察，否则，研究结论的精确度便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区划分理论范式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③

为什么我将宋元变革的开启期确定在南宋?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让时空在江南重合，从而开启了中国历

史的新一轮变革。地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既不平衡又渐进趋平。一池湖水，尽管水深水温有不同，毕竟同为一池，交互影响。变革从南宋江南的时空发端，如水流从高就低，借由元明统一的时势，政治、经济、文化的推手便将变革向整个大陆各个地域辐射扩展。我将视点聚焦在江南。让我们从明清向上回溯。以明清为主的近代以前江南研究，己经有了丰富的研究积累。台湾学者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己萌芽发展。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己经达到相当的水准。”④樊树志也指出:‘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严格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己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