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大转型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社会大转型崔振椿一今天的中国正发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大变革，中国大变革需要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学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历史性的变化需要从历史的高度加以考察才能够正确地体认，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历史地发展。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帝国专制社会，只是在近代以来，在世界大潮的影响之下才开启了现代化的变革，早在清朝晚期，中国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面对当时急速发展变化的中国社会，曾发出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

以今日观之，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继续，这个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指向是什么？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五十多年来的梦，也是世界文明交流激荡的影象。

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之点，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程度不能以自己为参照，而应以全球人类的文明程度为参照，因而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必须具有开放性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

世界性，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时代挑战，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发生的战争大都是中华民族境内的战争，而在近代以后中国发生的战争却具有世界性的特点。

在世界性产生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比较中，中国无法自闭于世界，中国必须了解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一方面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侵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了解世界的文明和进步，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端。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主题，也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指向，而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开放的世界范围内才能找到自己的文明定位。

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之下，在巨大的文化惯性之下，中国却走向了另一种自我封闭的道路，虽然极想实现现代化，却离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远。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离不开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激荡。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从历史的比较中，在世界开放的范围内，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的历史发展，波诡云谲，曲曲折折，但现代化的方向是不断地前进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次真正关系中国出路的大学习。

一次是在中国范围内的，发生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各种思潮学说相互交流激荡，最终中国选择了中华帝国的道路。

虽然中华帝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它不得不通过王朝的更替来实现社会的变革，形成了几千年治乱循环的周期率怪圈，以致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打造了一种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特殊历史观，培养了几千年的中国的臣民文化，但中华帝国深厚的民本主义、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富有创造性的科举制度，甚至于儒释道互补的文化开放系统，也使中国打造了世界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帝国制度和伦理文明适应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的特点，它有很多优良的文化传统，也存在很多黑暗的负面的文化因子，而后者的文化因子浸入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中，从而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遭遇到重重的困难，也困扰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特别是中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化。

另一次真正关系中国出路的大学习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于中国的清末民初时期，也是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各种思潮学说相互交流激荡，最终中国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帝国的根本不同在于确立了人民主权，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相应地它应当建立一整套人民共和的物质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显然这是中国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标志。

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思潮或思想莫过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主义代表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这三种文明主义的相互交流激荡，是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保障，如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儒释道相互交流激荡，是中国创造农业文明的基础一样。

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系统，而它深层次的连接纽带是中华“和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对世界先进文明的开放性吸纳。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砸烂“封资修”为名，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各种文明、主义、思想遭到扼杀，中国的现代化也走向了歧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又逐渐出现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明思想的相互交流激荡，中国社会也相对地文明开放，也越来越具有现代化的气息和强大的活力。

中国历史上这两次真正关系中国出路的大学习，特别是第二次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出路的大学习，也涉及到对全球人类文明的共识。

人类文明到底有没有普世的价值不应该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

一切人类美好的理想都必然包含着人类文明的因子，体现着人类的普世价值，但人类社会毕竟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它要求在经验性、实践性的基础上逐渐地实现社会文明，那种企图设定一个终极目标而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往往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演化式的而非建构式的，只有前进的永无止境的目标，社会现实中就包含着人类文明的胚芽，应当在经验性、实践性的基础上不断地提升人类文明的程度。

人类文明不可能追求到最好，只会追求到更好，而这种更好是在前人创造的经验性、实践性的基础上的社会学习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社会转型，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曾经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在此更早以前，由于世界性的革命和战争，也没有从容的时间和心态学习研究市场经济。

所以，中国社会的转型，在现实的意义上，首先是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经济、社会、观念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可以说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就没有开放的多元的中国社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只是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意义上的变革，从更长远的意义上而言，从历史的高度而言，中国转型社会是近代以来就发生和发展的大变革，是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的根本指向是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社会大转型。

这个转型社会的大变革的跨度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道路之曲折，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从近代以来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到中国大体上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创造出比较成熟的人民共和的物质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都处于过渡型社会。

中国的现代化包括制度的现代化，最重要最艰难的是在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完成制度的现代化。

市场经济是民主的天然朋友。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乃是人类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它是经验性、实践性的，也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社会的共性。

虽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产生最初带有资本主义的阴影，但它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

人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倒脏水把孩子泼掉，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学习借鉴市场经济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也要学习借鉴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文明成果。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革，也必然要求社会的政治的变革，中国经济的自由，也必然要求政治的自由。

这些也都涉及体制变革的问题。

现在有的人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联，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这样，正说明了苏联这个制度的脆弱性，说明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性。

美国的克林顿一个人是决不能搞垮美国的，因为美国是民主的法治的宪政制度。

中国有的学者已经指出，有宪法并不一定有宪政，有法律并不一定有法治，中国的制度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真正建立起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制度。

对中国来说，人民共和宪政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人士追求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核心内容。

因此，中国在整个过渡型社会里，应当创造出人民共和的物质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中国的现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真正的制度创新。

很显然，无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还是从法治的发展和完善，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能否创造出人民共和的物质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这才是对中国人民智慧和意志的巨大考验。

中国的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因为没有民主化，就没有人民共和宪政制度，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是最核心的改革，它也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只能在世界文明的比较学习中，在中国经验性、实践性的基础上的逐步地提升，创造出既具有世界文明普世价值，又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人民共和宪政制度。

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战略任务，也是人类世界文明史上了不起的创新。

每一个现代中国先进人士，如果有这样的蓬勃朝气、浩然大气、凛然正气，自觉地为人民共和物质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而努力，才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作者：艾绿提交日期：2009-04-22 13:12:53二在历史上，中国范围内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发生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从中华邦国转向中华帝国，中华邦国与中华帝国的最大不同是，中华邦国实行封建制度，中华帝国实行郡县制度。

不过在中国人的脑海里，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制度。

其实什么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呢？从中国的封建制发生的本来的意义上，也就是“封土建国”，“封国土，建诸侯”，因为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周王朝那里，就实行这种封建制度。

这里的中华邦国，是指周王朝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初级形态，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夏商王朝仅具有部落国家的特点，而在更早的尧舜禹实行禅让制度的时期，则仅仅是氏族部落，还不具有国家的意义。

周王朝的中华邦国制度，是通过分封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封国），来缔造民族国家（邦国），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相互自立，共同拥戴一个邦国的天下共主，也就是周朝天子。

那么，周朝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诸侯国的共同拥戴，来自于下方，没有这种共同的拥戴，没有下方的共同遵守，就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民族国家象征意义的天子；另一方面来自于上天，来自于上方，天子是上天之子，上天就是上帝，是最高的神道的存在，这就是“君权神授”或“天赋君权”。

周公在中国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深刻地阐述了天子的法理的权威。

按照周公的说法，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上天之所赐予，叫天下，那时的天下就相当于今天的宇宙。

天下的最高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叫天子。

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那么天下的土地就是他的，这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既然天下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也就都是他的子民，这就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样周天子就获得了至高大的权威，也就是天下共主，这是最大的私有制，也是最大的公有制。

但是在周王朝末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上天作为神道的最高的存在的信仰在减弱，上天越来越具有自然化和人文化的意义，因此天子至高大的权威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加上各诸侯国实力的较量和争夺，周王朝的解体不可避免，中国社会需要新的物质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