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对比手法

浅析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对比手法吴灵灵内容摘要：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文学上，他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事、反映社会底层人民深苦痛疾的壮丽诗篇。

也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位，有“诗王”之称。

他一生留下近三千篇诗作，以讽喻诗最为著名。

讽喻诗中大量运用对比手法绘物抒情，使作者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个人观点更为鲜明突出。

主要可分为阶级对比，作者与他人的对比，自身前后阶段对比以及其他对比等。

关键词：白居易讽喻诗对比手法劳动人民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

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二十九岁中进士，三十岁登拔翠科。

三十五岁应制举。

历任周至尉。

翰林学士，右拾遗，太子左赞善大夫。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又号“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

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他的政治理想是贞观之治，在这一时期，他怀着极高的热情参政，“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juān）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皇帝面前折廷诤。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在诗人流传下来的一百七十余首讽喻诗中，诗人大量采用对比的写作手法，通过对比导出题旨，于对比中体现爱憎的感情。

我就诗人讽喻诗中的阶级对比、诗人与他人的对比、诗人前后阶段理想观念对比以及其他对比等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阶级对比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

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的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

《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

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

《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以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

”《红地毯》写宣州太守为了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要勒逼宣州人民编织大量的丝毯向朝廷进贡，诗人在结尾激愤地写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采地黄者》一诗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就是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愿意用马的食品，来换农民的口食。

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

诗人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觉醒。

《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fú）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léi）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qú）州人食人！”这首诗是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一，题目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作者将其概括为“轻肥”二字，用以形容奢靡的生活。

全诗按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

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写宦官走马赴宴。

接下来六句为第二部分，写赴宴的场面。

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写江南的大旱。

前两部分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宦官的骄横神气及其豪奢的生活。

第一部分重在写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骄横的意气能够充满道路，马鞍的光亮可以照耀灰尘，这自然会吸引路人的目光，并使人发出“借问何为者”的疑问，得到的答案“是内臣”。

巧妙的一问一答点明了骑马人的身份。

内臣亦即宦官，伺候皇帝的奴才，怎么能够这样神气十足呢？原来这些人都佩戴着朱绂、紫绶，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所以才如此骄横。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交代了内臣所去的地方，诗歌也自然地进入了第二部分。

在第一部分，作者从神态、装束、身份等方面落笔，把人物外貌及其心里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部分着重写物。

作者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场丰盛的酒宴：上好的美酒、各样的珍馐、鲜美的水果、稀有的海鲜。

虽然没有对内臣们饮酒作乐的场面做正面描写，但是他们大吃大喝、大腹便便的丑态已经不言而喻。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把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心满意足的神态描绘出来，与开篇“意气骄满路”一句交相呼应。

诗歌的前两部分用繁笔把内臣饮宴行乐的生活暴露得淋漓尽致，第三部分却只有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把天差地别的两种生活并列在一起，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竟至“人食人”，不发一句议论，却把受灾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得触目惊心，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种繁简结合、前后对比的手法，使整首诗结构富于变化，腾挪跌宕的气势分外强烈。

二、作者与他人的对比《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菜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

《村居苦寒》写隆冬季节，作者和“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的对比。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

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见间，十室八九贫。

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

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

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絁被，坐卧有余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这首诗的内容分为两部分。

从“八年十二月”至“农者尤苦辛”为第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诗人描写了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季，生活贫困的农民缺少御寒衣物、夜不能眠的痛苦。

在第二部分中，诗人为自己不必种地劳动，却能紧闭家门、穿裘衣、盖绸被以躲避严寒而深感愧疚和不安，并产生了“自问是何人”的深刻思考。

在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

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是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

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三、自身对比和其他对比《卖炭翁》作者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

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

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

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再用卖炭翁身上需要“暖”，而内心却愿天“冷”这一冷暖的对比充分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

《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就是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写于元和五年（810），诗人当时正在长安担任左拾遗。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持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本诗布局巧妙，前四句写游览名胜、主客欢饮的愉快场面，同后十六句所描写的强取豪夺的丑恶场面构成强烈对比。

对受害者和害人者的描写也是层层深入：受害者先喜，后惧，终恨；害人者起先是没有交代身份的“暴卒”，而后亮出“采造家”、“神策军”的身份，最后，诗人指出他们的头领是“中尉”，“承恩”二字矛头更是直指皇帝。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喻诗的创作而发的。

元和十年夏，藩镇叛乱，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遭暗杀。

白居易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第一个上疏请求限期缉拿凶手，却被宰相韦贯之等诬以“越职言事”的罪名。

与白居易素有嫌隙之辈也趁机诽谤，说白居易的母亲本系看花是失足坠井而死，白居易却作《赏花》《新井》二诗，实在有违名教，这使得白居易当年就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后又被追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沉重的打击，不仅是白居易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的理想彻底的从“志在兼济”转为了“独善其身”。

可以说以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前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兼济天下”是他的主导思想。

后期特别是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后，次年写下《琵琶行》。

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

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

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唐代是我国诗歌取得最大成就的历史时期，李白和杜甫如日月丽，照耀着盛唐诗坛，他们与盛唐其他著名诗人形成了第一次高潮。

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而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形成了第二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