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发展简史及分类

家具发展简史及分类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文化传统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家具工艺和艺术的辉煌成就。

中国传统家具源远流长，随着人们生活起居习惯的变化，它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商、周和三国时间“席地跪坐”的矮形家具，演变到隋、唐、五代到北宋而定型“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以后又经过约五、六百年的不断发展与提高，到明代达到了其艺术的顶峰。

中国家具随人类生活的改变而改变，随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进步，随科技的发展而发展。

原始时代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西半坡遗址发现有高出地面约10厘米左右的土台，据考证是“床”的形状，也许是中国家具的源头。

开始时，土台铺设防潮的草或荆条纺织的席，后来发展到在土台上铺设“筵”（竹篾编的席）。

当时人们的室内生活不仅坐、卧、睡眠在土台上，连吃饭、待客也在土台上，所以后来人们称待客宴会为“摆筵席”。

我国在陕西临潼发现出土的姜寨遗址也看到了可供一家人休息、寝卧的土床；在斯卡拉的史前石头房子里同样可找到一些用石头、石块或石板铺成的凳子和床；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是用当地的主要建筑材料――粘土砖砌成的桌和椅，这些原始的家具由于其宠大而笨重被固定在地面上，才能保存至今。

人类社会在进入文明时期之前，曾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其间，我们的祖先除了制造石斧、石凿和石刀等原始的生产工具用于简单的生产活动以外，还会将自然石块堆积成一定的形状，以适应生活的特殊需要。

例如，将石块堆成“兀”形或长方形，可供坐卧起居。

这种用天然石块堆成的古人类创造物，就是最原始家具的雏形。

在石器时代原始家具的演变过程中，古人类又相继制作木质和铜质的原始家具。

由于木材易于加工，可用天然的藤蔓进行简单的组合，所以当我们的祖先在掌握冶铜技术之前，木质家具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由于木质家具容易腐烂，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很难觅其“踪迹”，但我们可以从铜质家具的形状推断木质家具的外形。

商周时代在我国出土的早期文物中，有商周两代的铜器“俎”和“禁”。

“俎”的表面呈长方形，两端有足，犹如倒“凹”形，“禁”的形状则宛如一只长方形的箱子。

“俎”和“禁”都是我国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礼品，“俎”当时是用来承载祭品的，而在不举行祭祀时则作为切肉的砧板，“禁”在祭祀时用以承受祭器，是放酒器用的。

“俎”和“禁”是我国奴隶社会最早出现的家具式样，说明当时已经有相当精美的家具出现了，这种家具在我国古代是列为上乘的，因而在许多古籍书中均有记载。

《诗·小雅·楚茨》中有“为俎孔硕”之句。

《庄子·庚桑楚》有“而窃窃马欲俎立予于贤人之间”的记载。

在《礼仪·士冠礼》中则提出了“两天凡有禁”的要求，“俎”和“禁”既然是我国家具最原始的形象，因而也是中国家具的渊源。

在我国商代的家具形式中已有了“几”和“榻”，这在甲骨文中有所记载。

“几”是在长方形板下两端带足的家具，“榻”是一种无顶无框的小床，“几”与“俎”酷似，“榻”与“禁”相仿，显然，“几”和“榻”是由“俎”和“禁”演变过来的，且这种演变是那样直接，无需复杂地改造，只要简单地模仿加工即可。

在这以后的家具中，“几”、“案”、“桌”等形式均是“俎”的形象演化。

西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481年），人们的室内生活仍保持着席地跪坐的习惯。

家具的种类除商朝延续下来的以外，又出现了凭靠的“几”和“屏风”、“衣架”等。

在装饰纹样上多为饕餮纹、龙纹、凤纹、云纹、波纹和涡纹等。

春秋战国时期发现了铁，木工工具由青铜改为铁制，木工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

鲁国的公输班（即鲁班）成为了木工的代表人物，他发明了曲尺（鲁班尺）和墨斗，后人为了纪念他，尊他为木工的“祖师”。

鲁班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土木营造和木构家具的加工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战国末期，出现了“柜”和“椟”，分别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和《论语·季氏》中。

战国时代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珍贵的古代家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年前家具制造的成就。

从信阳、长沙战国墓出土的“床”、“几”和“案”等实物，不仅能反映出这一时代的木质家具制造水平，而且可以看到工匠已能比较熟练地在家具表面髹漆和彩绘，有的家具上还出现了精美的浮雕。

战国时代的“楚文化”尤为突出，其中以信阳出土的大床周围的搁杆最为特殊，它是现存古代床中最早的实物。

秦汉时代秦汉时代，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由于经济制度的改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如果说，在奴隶社会，家具还只是为奴隶主阶层服务的话，那么，到了封建社会，不仅是封建阶层需要，广大平民百姓由于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和村落活动，也提出了对家具的迫切需求，因而，可以说自秦汉始，中国家具发展的历史才真正开篇。

从两汉时代的画像石、墓葬随葬品以及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大略了解当时的家具有床、几、橱和屏风等。

汉魏以前，我国居民的起居方式为席地而坐，所以一般的家具体形较矮。

又因为战国到两汉期间木漆工艺的发展和广泛使用，使得一些家具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从河南信阳、湖南长沙和广州出土的大量战国漆器家具和辽宁汉墓壁画中，反映出汉代家具在这一时期的各类已经增多。

当时为了适应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这类家具做得都比较矮，这时的“几”因功能的需要形状很多，几和案上涂有红漆和黑漆，并绘有花纹，有的直接在木材表面施加浮雕。

战国时期的床已破先例，开始在床的四周加上栏杆，这种低矮的围栏床是战国时期家具的特点。

据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河南信阳禁墓出土文物图录》登载，当时还有框和箱。

汉代的案已逐步加长加宽，有的还重叠1-2层陈列的器物，这属于陈列案，还有一种叫食案，形状有方有圆。

床的用途扩大到日常起居和接待宾客，不过这种床较小，又称榻。

到东汉末年，可折叠的胡床传入中国，见《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流行于宫廷和贵族们用于战争和行猎。

战国到汉代的家具在中国家具史上可称作过渡阶段，这时期的家具造型粗犷、敦厚，突出实用性能，结构简单明确，质朴且庄重。

家具装饰以漆为主，颜色一般多采用黑褐色作底色，以深红色作衬色，朱色与黄色作画，也偶见用赭黑色作底色或黑色作画的，色彩搭配非常鲜明调和，颇具富丽堂皇之感。

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汉代漆工艺作为当时手工业的一个部门进入了繁荣的阶段，家具的装饰技法在彩绘为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金银扣、镶嵌和金箔贴花等技法。

当时漆家具的生产是相当费工时的，漆家具的生产程序是相当复杂的。

东汉出现了“榻”，见《后汉书·徐稚传》“蕃在郡不接宾客，惟徐稚来特设一榻”。

当时的“床”两侧和后部有屏障（床惟），床上挂帐，“几”和“案”在放在床上，双人使用和整布室内，“榻”是狭长平面的短足单人床。

汉代没有椅子和凳子，供坐的有席和床。

最普通的坐具是席，为长方形，长短不一。

床有两种，一种供坐，另一种供卧。

一般的床，如山东安丘汉代石刻画像上所示，在沿边装有屏风。

汉代的几，专供坐时凭伏，不能放置器物。

它是与床连用的，坐床时往往凭几。

案与几不同，案面较宽，略如现在的桌子，可以放置器物，但甚低矮，体形也小。

读书写字用的桌子，称为书案，为长方形。

饮食用的桌子，称为食案，有长方形和圆形，前者四足，后者为三足。

魏晋时代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由于多民族大融合的结果，使得家具文化与样式相互影响，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此，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转折期。

这时期一方面“席地而坐”的习惯仍未改变，但在前期的基础上，传统家具有了不少的新发展。

从晋画《女史箴图》中可以看到床已增高，而且上部还增加了床顶。

据记载，床沿四周的矮屏是可以拆卸的。

这种床的款式和结构显然是春秋时代的凭衾和战国时代的围栏木床的结合，但拆卸和床上加顶是这一时期的创新。

另外，从敦煌壁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期带有扶手的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和胡床等形式的家具。

由于这些家具的出现，对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空间处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虽然当时人们的“席地而坐”还未改变，尤其是平民百姓还是习惯于跪坐的方式，但权贵和士大夫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跪坐礼教观念。

这一时期传统家具有了新的发展，如当时有许多床有帐和顶，且周围施以可折叠的多折多牒式矮屏，起居用的床榻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一般日间既可坐于床上，又可垂足于床沿。

床上出现了置于身侧腋下可以倚靠的隐囊与凭几，以适应贵族阶层随心所欲的箕踞式平坐和侧生式后倚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已逐渐普及于民间，同时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和圆凳等。

在装饰上除秦汉以来传统的纹样以外，冈佛教艺术的火焰纹、卷草纹和莲花、缨络、飞天、狮子、金翅鸟等图形纷纷出现。

据考证，我国“家具”一词就出现在魏晋时代（约在公元2~3世纪）。

《晋书》卷75《王述传》记载：“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

后魏贾思《齐民要术》卷五中也曾提到：“凡为家具者，前体木皆所宜种。

”隋唐时代公元581~960年是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家具兴旺发达，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

这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两晋南北朝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融化外来家具文化和风格，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时“垂足而坐”的习惯逐渐从上层阶层开始遍及全国，从而使得家具尤其是坐具迅速地发展起来。

唐代周昉是宫廷画家，他的《宫乐图》是取材于当时宫廷生活的场景，画面上的家具有两种：一种是大型长方桌，另一种是腰圆形凳。

其中大型长方桌四角有金属包角，包角均雕有金色花纹，此构件既加固了长桌又起到了装饰作用。

这时长桌下部是南北朝时的壶门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此长桌较之敦煌莫高窟473壁画中见到的长桌还要大，可供12人围坐；而腰圆形凳类似于现在的方凳，此凳几乎全部雕刻，而且在装饰的花芯部位嵌有宝石，两腿之间佩有朱红色“流苏”，坐面上加绣垫，松软舒服，不仅造型精巧，移动方便，而且装饰得珠光宝气，整体效果十分完美。

周昉的另一幅画《执扇仕女图》中所表现的腰圆型凳则出现了扶手，再一次证明唐代已有了富丽豪华的椅子。

隋、唐、五代，随着建筑技术的空前发展，室内空间布局的变化和人们“垂足而坐”的休憩方式的逐步普及，“高坐”家具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与提高。

当然，低坐家具并非淘汰，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低坐家具与高坐家具并存的局面。

在家具的结构造型与装饰艺术上，是我国家具发展史的一次重大飞跃。

造型上出现了圆形断面的做法，使家具的线条更为柔和；技艺上由于木工工具的不断改进，做工更加精致、讲究；装饰上不仅有了髹漆、漆画、镂刻，还有髹漆的家具上出现了镶嵌螺铀的纯装饰品；品种上有长短案、方圆几、高低案、方圆凳、官帽椅、靠背椅、圈椅、低床榻、架子床、鼓槨，还有折叠式和移动式的屏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