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

第47卷　第5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Vol.47　No.5　2007年9月J 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Sep.,2007　

□边疆考古与华夏文明

略论中国北方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发展模式

杨建华1,曹建恩2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2.韩国全南大学人类学科,韩国光州广域市500757)

[摘要]游牧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人、畜群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国北方作为欧亚草原的边缘地

区,既有与欧亚草原的相似性,也有自身特点。与欧亚草原的游牧化过程研究相比,中国北方地区

畜牧向游牧的转化有缺环,需要加强对乳制品开发与羊在畜群中所占比重变化的研究。根据古代文

献与民族志所构建的畜群构成、畜群规模和放牧方式,有助于理解北方各地考古发掘中墓葬的殉牲

所反映的经济类型。

[关键词]中国北方地区;游牧经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2834(2007)05201402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80004);吉林大学“985工程”

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05-10-31　[修改日期]2007-06-20

[作者简介]杨建华(1955-),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游牧是生产性经济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通过畜养食草类动物来扩大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范围,是一种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游牧的定义包含四个要素: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业形式;为利用最佳草场采取季节性迁徙;这种迁徙是全年有系统的迁徙;从事这种经济生产的人占大多数。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出,游牧只是畜牧经济的一种最极端、最发达的类型。对游牧社会的分析涉及到人、牲畜和生态环境以及与其相关的因素。畜群的构成主要受牲畜的特性与环境的关系制约;放牧的游动方式是由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畜群构成决定的;人对畜群的控制能力体现了人们的财富积累。财富积累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水平,而畜群的构成和放牧方式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不同的游牧类型。

草原地区在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时进入了游牧经济阶段。整个旧大陆主要的游牧类型有北亚类型、欧亚草原与半沙漠类型、近东类型和中东类型,其中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地区相邻,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这一类型的分布可以进一步分为以蒙古为代表的亚洲腹地、以哈萨克为主的中亚以及东欧草原。这一地带的畜群以绵羊和马为主,只是在特别干旱的戈壁与阿尔泰山或草场不理想的地区以山羊为主。[1]

一、从欧亚草原看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

欧亚草原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它的南边分布着希腊文明、印度河与黄河流

域文明。欧亚草原与这些农业文明的交往构成了世界古代史的主要内容,主要见于希腊历史著作《历史》和中国历史著作《史记》中。

中国北方地带是欧亚草原的东端,介于欧亚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之间,与欧亚草原文化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特点。中国北方的文化是由本地的土著文化、来自欧亚草原影响的文化和来自中原农业文明影响的文化三部分组成。东周时期从西部的甘宁地区到东部的冀北山地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时期,考古遗存主要是墓葬。如果对出土器物按照文化因素来划分,陶器和日常用品是长城沿线各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车马具、工具、武器和服饰品的装饰风格普遍受到欧亚草原影响,如动物纹装饰和双鸟回首剑以及鹤嘴斧,草原文化因素占据次要位置[2],反映了两地在生态、经济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相似性。各地还有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冀北地区的中原青铜礼器反映了农业文明对这一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草原文化因素多的鄂尔多斯地区中原文化因素最少,中原文化因素最多的冀北地区草原文化因素也最少,两者基本成反比。

国内外对欧亚草原的考古学研究一方面是对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的研究,有文化因素的比较以及文化的传播与吸收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对这一地区经济类型的研究,我们在这方面研究比较薄弱,因此在这里把它作为讨论的重点。以下研究将说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研究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发展模式的讨论是可以互补的。

二、欧亚草原的开发过程

游牧经济的前提有以下几点:该地区对农业的不适应;出现了适应新环境的食草类动物;有可供骑乘的牲畜;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差别;出现了农业与牧业的分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的游牧经济的出现比以前想象的晚得多。根据上面列举的游牧经济前提看,探索游牧经济出现的时间主要就是寻找考古学中与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化、骑乘动物(马或骆驼)的驯化证据以及食草类家畜的证据。俄罗斯学者库兹米纳(Kuz m ina,E)为我们描述了这个变化过程:[3]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6—5千纪,农业经济从东南欧传入黑海沿岸,考古遗存中出现了猪、牛以及小麦和大麦遗存。

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4千纪。在乌拉尔山以西野牛的数量骤减,代之而起的是猎取野马。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家畜的畜养,同时农业经济传布到这里,开始畜养牛、绵羊、山羊以及猪。出土的家畜骨骼占到了整个动物骨骼的50%左右。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地区,在发现的800多个遗址中基本不见家畜骨骼。丰富的渔业资源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这里没有发展生产性经济的需求。

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3千纪。在乌拉尔山以西的广大草原,年降雨量由北向南逐渐递减,使得传入的农业没有得到发展,但是这里却提供了理想的畜牧环境。在北部每年1公顷的土地可以提供1500公斤的干草,在气温较高的南部只能提供700公斤干草,所以这一地区的竖穴墓文化的畜牧业发达。这时从近东传入了四轮车,从高加索传入双轮车。从多瑙河与高加索传入的金属制造技术为当地车的制造提供了可能。车的普及使畜牧经济可以利用更遥远的草场。以乌克兰的米哈伊洛夫卡(M ihajl ovka)遗址为例,遗址下层的动物骨骼中牛占全部骨骼的45%,羊占30%,马占20%;遗址上层的统计为牛占69%,羊占30%,马占10%。这一阶段乌拉尔山以东的亚洲草原,由于与西部居民的接触出现了畜养的家畜。

第四个阶段是公元前17—16世纪,是青铜时代的顶峰。乌拉尔山以西出现了木椁墓文化,以东出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由于它们分布范围很大,使整个草原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合金双范铸造技术和马驾驭的轻型车已经普及。东部地区有丰富的锡矿资源,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