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市异象

我国股市异象

异象一：股票市场上的“春节效应”是指春节刚刚过后股票收益往往表现较好的一种现象。从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来看,春节过后沪深股票市场中大部分股票都会呈现出上涨的趋势，上海和深圳综合指数每年的前几个月都会在上年年底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升，为此我们用历史数据描述了中国股市的“春节效应”。由于我国的春节多在每年二月份，因此，我们在下图中比较了2001年到2008年每年2月份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同年平均收益率的关系，来检验中国股市是否存在“春节效应”。图中我们看到年平均收益以2006年为转折点，之前一直为负，之后则出现直线上升的趋势，此时中国股市进入了又一轮辉煌的牛市，2008年又有明显的回落。而各年的2月份平均收益率则波动比较大，2001年最低，为－6.4％，其他年份则全部为正收益，即使在2002年到2005年的熊市阶段也是如此，2007年达到最高点，有18.4％之高，也远远领超年平均收益。

从整体上看，两者走势基本相同，在年收益率达到最低点的2001年，2月份的平均收益率也处于最低点；而在刚刚过去的一轮牛市中，中国股市在2007年迎来了最高峰，该年的2月份平均收益率也达到最高点。图中，除2001年和2006年之外，显然2月份平均收益率曲线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年平均收益率的上方，也就是说2月份的平均收益率均要高于年平均收益率。可见，在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着明显的“春节效应”这一异象。

异象二：“规模效应”是指股票投资收益率随公司相对规模的上升而下降,尤其是市值较小的公司股票投资收益率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现象,又称为“小公司效应”(smallfirmeffect).

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开始针对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以及规模效应展开研究.由于我国深沪两地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运作机制相同、市场背景和投资者构成又极具共性,大多数实证研究均假设上海市场的研究应该能够反映中国股市的整体状况.2000年及以前的国内研究,以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周文和李友爱(1999)、陈君宁和马治天(2000)为代表.他们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样本的统计分析,得出沪(深)市存在规模效应的结论.但由于市场发展本身的限制,这些统计样本的数量、期限和选择标准均不尽完善,实证结论的统计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

2000年以后的研究中,杨朝军,蔡明超,傅继波(2001)对1993年至1998年的沪市进行资本资产定价的横截面研究;陈收、陈立波(2002)采用CSMAR数据库系统自1992年起共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汪炜、周宇(2002)以沪市股票为对象建立小公司资

产组合,分析这一资产组合在1997—2001年中的股价变动情况;这些研究得出共同的结论:我国证券市场存在显著的小公司超额收益. 张祥建、谷伟、郭岚(2003)选择沪市所有A股为样本,以流通市值来衡量公司的规模,检验得出1997年1月至2002年12月间沪市股票(组合)的平均收益与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通过逐月横截面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了公司规模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证明了沪市“规模效应”的稳健性. 刘蕾,马栋(2004)通过对1997～2002年上海股市收益率数据分别按照β、规模、账面/市值比进行排序、分组,并进行横截面回归检验,发现β与股票组合收益之间缺乏显著的相关性,相反流通市值和账面/市值比这两个易于测度的变量对收益率变化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收益率与规模强负相关,与账面/市值比强正相关,这一结论也说明上海股市存在规模效应.

异象三：日历效应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日本、新加坡等，股市一月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其它月份，尤其是小市值的股份更为甚。譬如，美国的股票市场中一月的平均月收益率是3.5％，而其他月份则只有0.5％。这种异象即我们熟知的“一月效应”。我们对我国沪深两市的综合收益率和单个市场的收益率做了类似的分析。结果发现，在1992－2000年间沪深两市综合的日平均收益率最高的月份是8月，为0.35％；最低的是12月，为－0.14％；二者相差接近0.5％。具体来讲，沪市综合日平均收益率最高的是8月，为

0.39％；最低的是7月，为－0.24％；二者差距超过0.6％。深市综合日收益率最高的也是8月，为0.38；最低的是12月，为－0.21％，二者差距接近0.6％。

对每年的月平均日收益率进行的更系统分析表明，我国股市不存在明显的“日历效应”，即没有一个月可持续地获得最高或最低的收益。我们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国股市历史较短，而一种持续的模式的显现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二是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我国股市受政策影响出现暴涨、暴跌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些由政策引起的暴涨、暴跌就掩盖了股市变动的某些规律。当然，其它的可能性也不应被排除，如相对较高的8月份是否上市股市发放业绩的时间有关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股价的变化在统计上无明显规律，但在直观上也存在一些特点。我们发现12月的平均日收益率在绝大多数年份中都为负数。我们又检查了各个月份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的交易量和换手率，在沪深两市12月份和1月份的交易量和换手率是一年中最低的。因此我们猜测，在我国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年末效应”，即股价在年末走低，同时市场交易变得不活跃。我们相信这与市场中的资金供给量有关，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是否真的存在年末效应还需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