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研究开题报告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开题报告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对“人生”有着深刻的体味与感悟。

青少年时他充满理想与抱负，经受“乌台诗案”的打击后，在儒、释、道三教的浸润下，他重新对人生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最终他智慧地从苦难中寻找到了美好。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观其作品，可见其对人生的苦苦探味，以及此后又进入的澄清境界。

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论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佑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

在嘉佑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

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

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
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

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

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职。

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此后,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打击“旧党”。

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

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佑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

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

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

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

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

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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