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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辨识：人性底线及其美学境界
——略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文化脉理和意义

黄式宪

风向东方吹：第81届奥斯卡传递什么信息？
奥斯卡历来是梦幻与现实交汇的传奇之域，是产业与文化相剋相生的博弈之地，年复一年，曾经给人们带来无数好莱坞商业大片视觉奇观的惊喜，使好莱坞电影业不断增值并漫卷全球；与此同时，它也凭借“最佳外语片”平台，向世界开启一扇文化对话的窗口，展现一种跨文化互动的民主性和人文性。说透了，奥斯卡正是这样一个矛盾混合体，如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
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人们不无欣喜地看到，最佳影片桂冠由英国一部独立制作《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摘取，它共揽得8个奖项成了本届奥斯卡最大的赢家；而最佳外语片殊荣被日本一部低成本艺术片《入殓师》赢得。毫无疑义，第81届奥斯卡风信标显示了向优秀的独立电影和东方人文底蕴倾斜。这两部获奖影片的叙事均聚焦于当今社会现实，《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是根据印度外交官维卡斯?斯瓦卢普的小说《问与答》改编的，由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他从《猜火车》中的“酷伦敦”，转向印度孟买的贫民窟，以“英莱坞”与“宝莱坞”相交融的手法，呈现草根阶层一双小儿女之间迭经磨难的真挚爱情，被东西方齐声赞誉为“贫民的胜利”。《入殓师》是日本导演泷田洋二郎继《阴阳师》之后又一部力作，根据日本作家青木新门的小说《纳棺夫日记》改编，以日本山形县民风醇朴的山乡小镇为背景，在生者与死者的多重临界点上刻画主人公小林大悟人性的挣扎与升华。巧合的是，这两部影片描绘的都是东方国度人文风情，故事结构并不如那些大片所热衷的，或寄幽思于无可稽考的历史，或营造子虚乌有的魔幻太空，而是反其道行之，充溢着对现实的炽热之情，富于诗意地表达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人性底线迸发的精神火花。
由此不难看到，东方文化内在的人性魅力再度令奥斯卡评委们折服。换言之，本届奥斯卡奖传递出的信息，无疑是好莱坞今天乐于接纳的以多元互动与融合为特点的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的表征。
清流一泓：跨文化互动呈现的东方情思
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中，比拼的并不是“大”或“炫”，而是以真切的人文关怀来决定胜负。1947年第20届奥斯卡奖首度增设最佳外语片，颁给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擦鞋童》，评语是“这部高质量的电影让所有蒙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深受感动，并向世界表明，创造的精神一定能战胜不幸。”由此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人性底线上的求真求美，成为评选最佳

外语片的准绳。
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五部影片是德国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法国的《墙壁之间》、奥地利的《复仇》、以色列的《与巴什共舞》和日本的《入殓师》。这五部入围佳作各具优势，它们之间角逐决胜的要素，在于《入殓师》在人性底线上所达到的令人倾倒的美学境界。
《入殓师》恰似一泓平静的清流，淡淡的却深不可测，它表现的生活是与死亡“面对面”偏于悲伤忧郁的一类场景。影片主人公小林大悟原在东京某交响乐团任大提琴手，因乐团解散而失业，无奈之下只得携爱妻美香一同回到白雪皑皑的山乡山形县，住进母亲去世后留下来的一间破旧小屋，他内心深处还潜藏着童年遭父亲遗弃的伤痕。小林外出谋职有点盲撞，见到NK事务所一则招聘广告上写着“诚聘旅程助理，年龄不限，高薪保证！”不免心有所动，便贸然去应聘。直到与NK事务所老板佐佐木见面之后，才得知NK实为Noukan缩写（日语“入殓”之意），这是专门替死者化妆将其送往安乐之土的“旅程助理”。作为一种东方式殡葬礼仪，俗称“纳棺夫”的这个职业（文雅称呼为“入殓师”），保留了东方古老醇朴的风习，入殓师要当着死者亲属的面，以平静优雅的手法，按程序为死者净身、更衣、容面、入棺，为的是化解生前的恩怨纠葛，让死者体面地辞世西行。小林起初跟随佐佐木见习入殓礼仪，纯粹是为了挣钱糊口，他回家后一直瞒着妻子。不料，妻子偶然从电视画面里得知真相，竭力劝说丈夫放弃这个不受世人尊重的职业。小林不肯听从，美香气恼地回了娘家。面临孤单一人的处境，小林依然履行入殓师的操行，通过与形形色色的死者“面对面”，他见识了逝者生命的哀乐以及亲人的伦理之情。久而久之，他理解了入殓师这份工作的责任和意义，还将自己的善心和温情融入到职业中，赢得乡邻们尊重。怀有身孕的妻子也深受感动，重新回家，为这间陋室平添了一份难得的温馨。小两口突闻噩耗，经营浴室的老奶奶劳碌一生，在搬柴时不慎摔倒猝然离世。美香随丈夫一起去给老人送行，这是她第一次目睹丈夫精心为他人“入殓”送行，尤其是小林那平静舒徐的手势和恭敬庄重的眼神令她刻骨铭心。《入殓师》从酝酿到拍成，历时十年之久。饰演小林的本木雅弘为了这个角色，也苦苦等了十年。他真挚地说：“探讨人的生死是令我感兴趣的事。经历过那些悲伤的场面，不禁令我感觉到，替别人入殓的时候才是确认自己平凡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好时刻。”演员是用“心”投入角色创造的，唯其如此，他塑造的入殓师形象感人至深。
《

入殓师》平实的叙事中潜藏着一段“父子情结”。怎样解开这个“结”，显然考验着创作者阅世的深浅及美学功底。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一开始的序曲，看似在向不谙“入殓师”这一特殊职业的外国观众作交代。人们看到，小林为逝者入殓，那是一个容貌清秀的女孩，当他平静地为她净身时神情一愣，师傅佐佐木随即过来轻轻一触，发现“她”并非女孩之身。逝者母亲哀哀地道出真情：“如果我当初把他生成女孩，这所有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原来这男孩因“变性癖”而自杀。为了尊重逝者的心愿，最后小林依然是按女孩容貌化妆入殓的，使逝者的双亲感激涕零。这个场景一下子拉近了观众与主人公的距离。纵观全片，这一笔在整体艺术结构上属于“草蛇灰线”，与影片高潮戏父子重归人伦和谐遥相呼应，令入殓师铭记不忘的或许正是“她”与父母在临终时达成的伦理亲情。
作为生命的个体，每个常人都可能藏着秘不可宣的隐私或解不开的“情结”。在《入殓师》里，小林的命运是有前史的，在他6岁童蒙未开之际，父亲在小镇上经营一家咖啡店，但生活突然发生剧变，父亲竟抛弃妻小，偷偷带着店里的一个女招待出走了，从此杳无音信。这么多年来，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的。小林早就忘记父亲的模样了，但心底那道伤痕化作为“恨”，仍然隐隐作痛。某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告知他父亲死了，遗体有待安葬；后又得知老人至今单身，生前不辞辛劳帮渔民协会做事，享年七十有余。小林闻讯不知所措，不禁想起火葬场老员工的话：“死亡也许就像一扇门，我作为守门人，已经送过很多人穿过了那扇门。”一个严峻的问题拷问着他的灵魂：这个蓦然间冒出来的父亲，无异于一个“陌生者”，要不要亲手为他入殓送他过这扇“门”呢？！在一瞬间，童年记忆里那块珍藏多年的圆形石头重又浮现。小林曾向妻子说起过“石头信”的故事：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你可以送给别人一块石头来表达感受，从石头的重量和手感，人们会触摸到送信人所想表达的情意。一块光滑的石头能感受到他的快乐，而一块粗糙的石头会感受到他的忧愁。妻子听了不禁问：“这个故事好美，是谁告诉你的？”小林回答：“我父亲。这块圆石头也是他给我的，他还说每年给我一块，可我只有这一块。”小林有所省悟，他与妻子匆匆赶去良滨渔协，心情凝重地走向父亲的遗体，小心翼翼地为父亲净身，好不容易掰开了他紧握的一个拳头，一块圆圆的小石头随即滚落下来。小林立刻认出这就是自己小时候送给父亲的那块光滑的小石头。岁月流逝，石

头仍在，父子间这个心灵死结骤然被解开了，被抚平了。作为全剧高潮，这两块石头唤起人们的感动和伤怀，仅仅一个细节便烘托出诗的意境，昭示了人性底线迸发出的精神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泷田洋二郎诚邀作曲家久石让为本片谱曲，久石让多年来一直为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配乐享有盛誉，他们这次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入殓师》触及的题材固然与死亡“面对面”，而音乐选用大提琴为主乐器，伴随着主人公独特的人生际遇和内心隐衷，琴声浑厚婉转起伏，充盈着似水般的柔情，消解了死亡的压抑和沉重，一层层升华出深沉明朗的诗意。
跨文化聚焦：最佳外语片的文化底蕴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里，奥斯卡评选最佳外语片更受到全球瞩目。我们这里不是出现过《菊豆》、《英雄》轮番“冲奥”而落空的现象吗？由此引出的一点思考是，奥斯卡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认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文化脉理以及超越美国本土的意义？
奥斯卡金像奖是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创办的，始于1929年，比欧洲威尼斯电影节（1932年创办）、戛纳电影节（1939年创办）、柏林电影节（1951年创办）这三大国际电影节都要早，堪称最老资格的电影评奖。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奥斯卡并不具有国际性质，其实就是美国本土一年一度的电影嘉年华，见证了美国电影工业的嬗变，透过奥斯卡红地毯上的灿烂星光，标示的正是好莱坞电影日益强盛的文化辐射力。
奥斯卡奖创办之初，仅限国内影片参与。1929年5月16日，首届奥斯卡颁奖假座好莱坞罗斯福饭店举行，出席嘉宾约二百来人，共设15项奖，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最佳影片颁给派拉蒙公司摄制的默片《翼》。此后十多年间，奥斯卡奖始终没有走出美国国门。直到“二战”结束后世界新秩序建立，各国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决定从1947年起，奥斯卡奖项新增一个“特别奖”，专门颁给外国优秀影片，荣获第一个“特别奖”的是意大利影片《擦鞋童》。到了1956年，乔治?西顿出任学院院长，将“特别奖”正式更名为“最佳外语片奖”（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评选最佳外语片奖的主旨是：面对世界文化的差异性，秉持平等对话的精神，努力发现海外不同国族电影文化的特质及其人文的、审美的创新性成果。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创立以来，日益呈现出超越美国本土的文化意义，体现了一种学术良知以及对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尊重。具体的评奖操作由学院专设的外语影片评选委员会主持，凡报名作品，均需各国电影主管机构提出，每届限报送一部影片。外语片评选委员会分四个小组

负责初选，从各国所有报送的作品里遴选9部影片；复评时，将9部作品交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他们从这9部中选出5部作为正式提名；然后这5部提名影片再由奥斯卡全体评委投票（参与投票者的资格条件是，必须事先在指定的影院看过所有这5部提名影片，因而评委总人数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最终评选出一部最佳外语片（此奖颁予作品而不授予个人）。奥斯卡每年颁发的20多个奖项，起先最佳外语片处于边缘地位，被视为“小奖”。随着年复一年的累积，各国报名角逐的影片越来越多，竞争也愈演愈烈。尤其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兴起之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汇通的聚焦点，与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比肩而立，彰显该年度美国影片与国际影片不同的文化品位和美学境界。
著名华裔影星卢燕是奥斯卡外语片奖资深评委，曾作过一个比喻：“奥斯卡这个‘钟摆’在历史时间钟盘上有节律的摆动，恰恰体现了它在文化多元性上那种一以贯之的宽容和大度。诚然，这种宽容和大度，也并非是没边际、没来由的，其内在的规律，无疑是受到‘奥斯卡光环’背后好莱坞资本之手制衡的。”【 】这种文化宽容和大度，在最佳外语片评选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折射出好莱坞善于博采各国影片所长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多元汇通：梦非梦，以真切的人文关怀穿透现实
作为世界多元文化汇通的聚焦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从创立那一天起，就点燃了世界上无数电影人的梦。说到底，“梦”的实现恰恰考验创作者“破梦”（即“梦非梦”）的能力和才情，呈现出现实的本真、人间的沧桑以及为银幕带来的美学突破及新鲜创意。自1947年到2009年，奥斯卡奖共颁出61个最佳外语片（1953年度空缺），其中绝大多数都以真切的人文关怀焕发出对现实的穿透力，它们共同的美学特点是“梦亦非梦”，平中见奇，发掘在历史和现实裹胁下人性的困境与挣扎，并被公约为普世化的、激发心灵共震的文化场域。
“二战”后从1947年到1955年，是设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草创期。当年恰赶上欧洲电影复兴，其突出标志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勃兴，它标举“将摄影机扛上街头”，朴素地展现纪实性美学。毋庸置疑，奥斯卡之所以设立外语片特别奖的初衷，显然受到意大利这股电影新风的启迪。事实上，历来享有“梦幻工厂”声誉的好莱坞，“二战”以后也出现了明显变化。第19届（1946年）和第20届（1947年）奥斯卡评奖结果，出人意料地作了大幅度调整，特别青睐“回归社会写实”的作品，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分别颁发给了《黄金时代》（导演威

廉?惠勒）与《君子协定》（导演艾里亚?卡赞），前者描写三个复员老兵“二战”后艰难的生活遭际，后者以“反犹”为题材，揭示犹太人在美国遭受歧视的生存困境，近距离回应了当时社会现实。
与此同时，奥斯卡开始尝试接纳外国影片参与赛事。1947年第20届奥斯卡奖首次将“特别奖”授予意大利影片《擦鞋童》，第22届又授予德?西卡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前者描述一个在罗马街头擦鞋糊口无家可归的男孩的遭遇，后者纪录失业工人里西自行车被偷身陷困境，连着三天带小儿子走遍全城徒劳寻车。他们在贫困中挣扎的故事，一如生活那样平淡无奇，角色都由非职业演员扮演，如饰演里西的演员那张因失业而愁云密布的“面孔”，本身就镌刻着最真实的人生印痕。显而易见，正是这种返朴归真的叙事形态，给银幕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审美意味。安德烈?巴赞曾如此评价：“德?西卡与柴伐梯尼力求使电影成为现实的渐近线（asymptote）。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使生活本身变成有声有色的场景，为了使生活在电影这面明镜中最终看上去像一首诗。”【 】
1952年第24届奥斯卡奖首次将目光移向东方，最佳外语片桂冠为日本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摘得。不过，这并非奥斯卡独家发现，比它早半年举行的威尼斯电影节就将金狮奖授予黑泽明。在日本电影史家岩崎昶笔下，似乎忽略了奥斯卡奖：“1951年（昭和26年）9月，《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这简直使日本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下文又强调，“从这天开始，日本电影被看作来自东方的启发，在欧美各国一跃而居最高的地位。”【 】由此可见，上世纪50年代奥斯卡奖对东方的影响力比较有限，还不能同威尼斯电影节相提并论。继《罗生门》之后，又有日本导演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和稻垣浩的《宫本武藏》先后获得第27届和第2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那个年代，日本获奖电影均为历史题材，显示出东方文化独具的历史厚重感；但同时也暴露出奥斯卡对东方文化的某种陌生（或称“盲点”）。时隔半个世纪，描写当下日本生活的《入殓师》再度问鼎奥斯卡，它的获奖应被视作奥斯卡正在冲破文化盲点，不断拓宽自身更具国际开放性的艺术视野。
出于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以20年作为分界点，这样大体上可以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6年－1975年），标明奥斯卡的欧洲路线向纵深拓展。最受青睐的是意大利电影，例如费里尼“孤独三部曲”中的《道路》（1955）和《卡比莉娅之夜》（1956），前者描写浪迹四方的卖艺人贫苦悲辛

的生涯，后者描写无助的妓女凄凉绝望的处境，无不深深浸渗着艺术家真切的人道主义情思。此后，费里尼又以《8部半》（1962）与《我回忆》（1973）得奖，显示他坚持向“内心写实”探索的艺术轨迹。其他佳片还有法国“新浪潮”特色的《我的叔叔》（1957）和《黑人奥菲尔》（1958）；瑞典名导英格玛?伯格曼以心理刻画深度著称的《处女泉》（1959）和《犹在镜中》（1961）；苏联4集巨制《战争与和平》（1966－1967）；60年代末兴起的“政治电影”代表作《Z》（法国－阿尔及利亚合拍，1968）和《对一个不受怀疑的公民的调查》（意大利，1969）。70年代获奖片有意大利老将德?西卡执导的《芬奇?康蒂尼家的花园》（1970），该片描写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族，面对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结盟的法西斯独裁和“排犹”，起初天真地置身度外，直到灾难临头关进集中营，最终魂断梦碎；还有路易斯?布努艾尔的经典之作《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1972）、特吕弗执导的《以昼为夜》（1973）、捷克以“二战”为题材的悲剧作品《中央大街上的商店》（1964）和《严密监视的火车》（1966）等等，可谓多姿多彩，昭示了一派多元文化蓬勃竞胜的盛况。
第二个阶段（1976年－1995年）是承上启下的年代，艺术演进脉络是渐进式的。第49届奥斯卡奖首次将目光转向非洲小国，最佳外语片颁给象牙海岸影片《彩色中的黑与白》（1976）。继而是法国的《罗莎夫人》（1977）和《拿出你的手绢》（1978），前者刻画一个犹太老妇，她带着纳粹集中营的精神创痕，在战后把爱奉献给一群妓女所生的孩子，视角独特，温馨伤感；后者细腻描述女性的情欲，不无布努艾尔之风范。特别具有历史铭文价值的是德国导演施隆多夫的《铁皮鼓》（1979）和匈牙利、德国合拍的《靡菲斯特》（1981），前者是70年代末“新德国电影”扛鼎之作，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同名小说改编，以荒诞的“反英雄”笔法，通过一个3岁时拒绝长大的侏儒，赋予他一种用尖叫使玻璃碎裂的特异功能，隐喻他对成人世界的反抗，庄谐错杂地揭示纳粹第三帝国的兴起和覆灭；《靡菲斯特》以冷峻的笔触塑造一个灵魂卑劣的主人公，他不择手段地向纳粹邀宠，在德国汉堡剧院演活了舞台剧《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在希特勒当道的疯狂年代他也疯狂地走向沉沦。80年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有苏联引起轰动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80），伯格曼自传性质的《芬妮与亚历山大》（1982）；瑞士的《危险的行动》（1984）和《希望之旅》（1990）；荷兰的《袭击》（1986）；丹麦的《巴贝特的盛宴》（1987）和

《征服者佩尔》（1988），它们带来了北欧独特的人文风情。脍炙人口的最佳外语片还有意大利的《天堂影院》（1988）和《地中海》（1991）；西班牙的《美好时光》；揭露斯大林时代政治悲剧的《烈日灼人》（俄罗斯与法国合拍，米哈尔科夫执导，1993），这些影片风格样式多元，呈现出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意味，感人至深。
第三个阶段（1996年以来）是新旧世纪交汇的特殊年代，全球化浪潮为世界银幕的现代性汇通和拓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年过“八旬”的奥斯卡今后靠什么来支撑？靠的是对世界形势的适应性以及不断更换新鲜血液求新、求变的艺术活力。第69届奥斯卡外语片金像奖颁给捷克影片《柯里亚》（1996），该片故事发生在1968年苏军坦克入侵的“布拉格之春”，在阴沉的历史背景中展现普通人生存的艰辛，更可贵的是透过5岁孩子柯里亚的遭际和他那双天真的眼睛，揭示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情。西班牙名导阿尔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1999），表现单身母亲经历现代女性难以承受的坎坷与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该片受到西方电影界很高的评价，几乎总揽该年度所有国际电影节的重要奖项。李安继“父亲三部曲”之后，转型拍摄武侠片《卧虎藏龙》，他“武戏文拍”着力抒写人情，在第73届奥斯卡一举夺得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鲍德熹）、最佳艺术指导（叶锦添）、最佳原创音乐（谭盾）四项奖，美国媒体称赞：“《卧虎藏龙》是21世纪第一个春天，在北美上空升起的第一颗东方之星。”【 】
近年接连出现描写战争的力作，一部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瑞士、斯洛文尼亚六国合拍的《无主地带》（2001），由波斯尼亚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编导，该片以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为背景，采取黑色幽默手法，通过塞族士兵尼诺与波斯尼亚士兵齐基在废弃的战壕里偶然相遇，彼此互将对方扣为人质，最后经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救援调停，演绎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深刻揭示这场区域性民族战争的荒诞；另一部由德国女导演卡罗琳?林克编导的《非洲何处为家》（2002），描写“二战”期间一个犹太难民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流亡到肯尼亚，当战争结束后却因与非洲这块土地以及黑人邻居之间生死相依的缘分，在去留之间难以抉择，全片富于浓郁的人道主义情调。家庭伦理片也别开生面，加拿大影片《野蛮的入侵》（2003）描述知识分子家庭一对父子关系的断裂与修复，表达一种“反野蛮”标举新的文明的深意；西班牙影片《深海长眠》（2004）主题旨在表现“安乐死”作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结局充分呈现

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尊重。德国政治片《窃听风暴》（2005）视角新颖，绘声绘色描述了一个专事窃听的特工人员，因受到正义的召唤，最后幡然觉醒。南非影片《救赎》（2006）以约翰内斯堡近郊贫民窟为背景，刻画一个黑帮小头目杀人成性，在一次打劫中抱回一个女婴，他在照料这个可爱女婴的过程中天良发现，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
受到奥斯卡青睐的，还有两部刻划纳粹集中营犹太囚徒命运的作品，一部是意大利罗伯特?贝尼尼执导主演的荒诞喜剧《美丽人生》（1998），真挚动情地描绘一个犹太父亲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集中营里，为保护幼小儿子的心灵佯装做“游戏”，才智和爱心相交织，在与纳粹的冲突中将人道主义情怀升华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另一部是奥地利影片《伪钞制造者》（2007），以1936年纳粹策划的“伯恩哈德行动”为蓝本（片名直译《伯纳德行动》），在柏林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纳粹从犹太囚徒中挑出一批擅长伪造英镑、美元的高手，妄图给英国制造金融危机。全片在生与死、庄严与丑恶、崇高与卑贱的搏击中，撼人心魄地宣扬了人道主义不可战胜的主题。
并非赘语：面对奥斯卡的潜规则
当今之世，全球化浪潮正势不可挡，文化的多边互动与交融，东西方民族之间的对话或冲撞乃至互为兼容，显然已成为时代性大趋势。而所谓“冲奥”（角逐奥斯卡奖）层层升温，作为一种文化心态或现象，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世界有奥斯卡，奥斯卡也因附丽于世界而存在。当今有无数电影人年复一年、梦寐以求地踏上“冲奥”之旅。中国电影人自《菊豆》、《英雄》以来，也曾数度“冲奥”失利，是否值得认真反思一下？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在“文革”劫难后迎来民族艺术复兴的蓬勃生机，我们的银幕充盈着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苏醒和求新求变的活力，这也是无可取代的人文优势。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中国不应当自外于奥斯卡，我们需要做的是潜心研究奥斯卡，主动地、积极地回应奥斯卡。重在参与，至于获奖与否，其实并非那么要紧。在本世纪初，面对全球化挑战，中国式大片敢于跨界与好莱坞博弈，交手于国门之外，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势崛起。然而，在《英雄》、《无极》、《赤壁》等大片里，电影叙事不期而然出现了一种背离现代性的逆转（或是对现代性的消解），甚至踩着好莱坞商业大片的脚印亦步亦趋，消蚀了至真至诚的人文情怀，惟余市场功利之心。张艺谋以前拍片，无不是以人文情怀来包容大千世界的，在他的背后总有莫言、刘恒、苏童、余华、陈源斌等杰出的“作家群体”帮他托

底。然而，张艺谋自进入大片迷思以降，竟转而移向“图像/景观崇拜”，一味地炫技刻意营造镜像奇观，与好莱坞大片制作模式渐渐呈现某种趋同性危机。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类大片去“冲奥”，显然是不得体也不明智的。
事实上，人们原本可以用平常心来面对奥斯卡。沉下心来思考，奥斯卡无疑是有“潜规则”的。严敏多年来专注奥斯卡研究，他曾作过形象化概括：“最佳外语片潜规则：‘厚小薄大’。”【 】特别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中，评委一向看重人性的底线及其美学境界。世界各国的文化因受民族性孕育而各具特色风采，原本是难于做出公约化或加以刻板量化的。奥斯卡一年一届，它因此而受到当下文化语境嬗变的影响迭见变易，与时俱进。着眼于中国电影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我们首先应当警惕并克服中国大片文化品位的沉落；其次要努力提升中小规模艺术片的质地，以真切的人文关怀来穿透现实，不断弘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东方美学品位，为推动东西方电影展开平等的、有尊严的多边对话，做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