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上起清末，下至解放初期，着力刻画了一个变动的时代、社会中人的处境及其人性弱点，尤其是对父权体质的颠覆。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曾说过：“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

”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男性一直以“主角”的身份存活在作品中，而且他们的“主角”地位相当坚固，从而也引领着整个文学作品的方向。

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男性角色精彩纷呈。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封建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二]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三]混迹洋场的绅士。

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

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

本文就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探究作者塑造这些形象的内在动因。

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她的小说和散文历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她的小说集《传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传奇》中大致存在的三类女性形象：无母爱的扭曲者形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形象；无自我意识的顺从者形象。

每一类女性，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程度深浅不一，但是都折射出作者明确的女性意识。

她在批判男权社会予以女性的苦难的同时,更多的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她所关注的女性自身，去挖掘女性自身的“劣根性”和“奴性意识”，对男权社会的荒淫腐败进行嘲弄和贬抑。

这些都体现出张爱玲警示女性和消解男性权威、解构男权社会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字：张爱玲；男性世界；心理积淀；童年经历引言张爱玲在他的小说中无可保留的剥去了男人们冠冕堂皇的外衣，以坚定的态度将父权排挤在文本之外，让众多女性家长在传统男性父权缺席的情况下霸占着张爱玲小说大量的文本空间，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对于男权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起挑战，对父权社会进行了否定与颠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一贯以另类的笔锋，真实、细腻的写作方法去描写那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于不同阶层，有着不同样貌与性格的形色各异的中国人与外国人。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在形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均是猥琐﹑坠落﹑无能、丑陋的。

张爱玲作为女权意识的代言人，她在的小说中以坚定的态度将传统宗法光环下男人们冠冕堂皇的外衣一件件脱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对于男权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起挑战，对父权社会进行了否定与颠覆。

他笔下的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精神残障、一无所能、神行猥琐的封建遗老遗少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生活着一群形体残疾、精神残障、一无所能、靠吃祖宗遗产，并沉溺于“醇酒妇人和鸦片”中旧文化背景下的遗老遗少。

他们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最为鲜活，也最具有象征意义。

他们几乎全是猥琐虚伪、软弱无能、自私自利、贪婪冷酷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的。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充斥着死亡气息，并且正在走向死亡的国度。

在这个死亡国度阴沉、肮脏的环境里，充斥着一群形体残缺、精神残障、一无所能、靠吃祖宗遗产、昏庸儒弱的旧文化背景下的遗老遗少，这也是日后张爱玲在小说中最乐于塑造的一类男性形象。

这些“垂死挣扎”着的男人们不是身体残疾、毫无人气之流，就是吃喝嫖赌一应俱全之辈。

他们从不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而是专门喜欢用女人的钱。

如《花凋》中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更是用虚伪的爱情去哄骗被黄金枷锁捆绑的情欲极度缺乏的嫂子，想以此来骗取钱财供自己挥霍，足可称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耻之徒。

此外还有《创世纪》中的匡霆谷，《多少恨》中的虞先生等人亦是此类人物。

1.1. 封建没落家族中从肉体到精神都残缺萎靡的遗老遗少们可以说这一类群体的数量最多。

有《金锁记》里毫无人气的软骨病姜二爷、吃喝嫖赌一应俱全的姜三爷；《小艾》里蓄娼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倾城之恋》里“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又骗光妹妹钱财的白三爷、白四爷以及已逝的、把白家带入破落境地的白老太爷；《茉莉香片》里暴戾冷酷、专制残忍的聂介臣；《花凋》里“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在“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先生；《琉璃瓦》中自私自利，为金钱、权势以女儿的幸福作筹码的姚先生等等。

《金锁记》里的姜家，曾经是簪缨望族，如今家道败落，全靠祖宗遗产苟延残喘。

如果说姜家的二爷是“没有生命的肉体”，那么三爷姜季泽则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季泽是个结实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着一根三脱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有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穿一件竹根青窄袖长袍，酱紫芝麻地一字襟珠小坎肩。

[1]健康的体魄，英俊的外表，光鲜的衣着。

可在这样一副好皮囊遮盖下的却是不务正业、声色犬马、靠变卖祖产的荒淫生活。

对于姜季泽来说，与七巧的调情是他擅演的风流戏之一。

张爱玲将其描绘得入木三分。

当七巧哭诉自己非常人的生活时，“他仍轻佻地笑了一声，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脚道：‘我倒要瞧瞧你的脚现在麻不麻！’”[2]一个肉欲至上的人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是这样一位风流轻佻的封建遗少还是有其“原则性”的。

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

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

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

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3]家里的女人归根到底是保证“纯种”的工具，一旦惹火上身，躲不掉，踢不开；要风流快活，外面的女人多得是，犯不着为了七巧跟家里过不去。

权衡左右，姜季泽为了自身利益，扼杀了七巧的爱情。

他说道：“二嫂，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

”[4]冠冕堂皇的一句话将他自私自利的本性揭示地尤为深刻。

作者在这里直逼姜季泽的内心，把他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象展示给读者的同时，将其丑陋、虚伪、自私甚至恶心的一面暴露无遗。

拒绝了七巧爱情的姜季泽却拒绝不了黄金的诱惑。

十年之后，七巧终于独享一大笔钱的时候，穷困潦倒的姜季泽带着“满面春风”来向七巧倾吐他的所谓的“爱情”。

季泽把椅子换了个方向，面朝墙坐着，人向椅背上一靠，双手蒙住了眼睛，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七巧啃着扇子柄，斜瞟着他道：“你今儿是怎么了？受了暑吗？”季泽道：“你哪里知道？”半晌，他低低的一个字一个字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家里的那个不好，为什么我拼命的在外头玩，把产业都败光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谁？”七巧不知不觉有些胆寒，走得远远的，倚在炉台上，脸色慢慢地变了。

季泽跟了过来。

七巧垂着头，肘弯掌在炉台上，手里擎着团扇，扇子上的杏黄穗子顺着她的额角拖下来。

季泽在她对面站住了，小声道：“二嫂，……七巧！”[5]多么精彩的一个场景。

姜季泽不愧是风月场上的高手，他知道此时此地应该做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

一句“七巧”，唤起了被黄金锁着的七巧的情欲，在幸福的晕眩中，差一点丧失了警惕，听信了季泽。

当七巧得知季泽是哄她的，是为了她的钱而来，暴怒的七巧用团扇打走了这个曾经爱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6]的男人，也打走了作为女人的七巧的最后一点温情和期盼。

七巧开始了一种更为变态的生活。

七巧这种歇斯底里的阴暗心态与姜季泽不无关联。

“是谁毁灭了七巧？是黄金，更是那摧毁七巧一生幸福，让七巧无法成为女人、无法信任、无法去爱或得到爱的姜家男性，是他们把美丽的麻油店‘大姑娘’变成疯狂可怕的变态恶婆。

”[7]而姜季泽则是这一悲剧最直接的导火索之一。

他为了自己的情欲、黄金欲不断地欺骗、利用七巧。

《花凋》中的郑先生，虽不似姜季泽这般被情欲、钱欲迷住了心窍，但他的生活反映了封建遗少的另一面。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

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

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8]“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

辛亥革命爆发时，这批人大多未成年，民国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们却还停留在清朝——他们的孩童时代。

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

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是自己。

“各种恶之花、文明之花一齐开放的十里洋场，对于他们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怪物’，并以庞大的咄咄逼人的力量压迫着他们。

”[9]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

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

说不上郑家是穷还是阔。

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

住了一幢洋房。

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

客室里稀稀朗朗的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

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去看电影。

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10]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

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

抽鸦片、住洋房、全家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健康。

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三女儿郑川嫦病重，他不肯花钱买药。

郑先生道：‘你的钱你爱怎么使怎么使。

我花钱可花得高兴，苦着脸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11]川嫦死后，郑先生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个稀有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一个虚假、自私、做作的旧家庭企图用“家”这个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盖。

郑先生是一个不学无术、毫无责任感、极端自私、自我享乐至上的父亲。

父亲，本应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妻子儿女的依靠，郑先生则完全颠覆了“父亲”这个角色的神圣意义。

与郑先生相似，《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也企图借着嫁女儿飞黄腾达。

“亲子之爱的神话已被利己主义的‘冰水’和功利主义的冷漠彻底扭曲了。

”[12]虽然姚先生不是靠祖产生活的封建遗少，但其本质仍有封建遗少的影子。

姚先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甘心拿大女儿去攀结权贵，又为维护面子，扫除自己政治前途上的障碍而把二女儿从事实上推出家门；姚先生继续打三女儿的主意。

究其本质，他为女儿选下的婆家不外是这么两种情况：嫁富商、嫁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