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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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
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
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