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老上海的流行音乐

浅谈老上海的流行音乐
上海，曾经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曾经是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曾经，也是最西化，最时髦的城市，它一直都有着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

而怀旧的老上海流行音乐，更是一张褪色了的唱片。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定/微风细雨柳青青/唉唷唷/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只要你的心/唉唷唷/你的心
在曾令鲁迅鄙夷的绞死猫似的嗓音中，《毛毛雨》为我们揭开了近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

这首于1927年创作的歌曲，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大众音乐”中的“爱情歌曲”之一。

《毛毛雨》的内容集其多年投身儿童歌舞乐曲经验之大成，更实践了他对于音乐亟需中西合璧的想法。

而在此之前，中国并未有人创作以大众口味为导向的歌曲。

但以《毛毛雨》为首的一系列乐谱卖座奇佳，中国流行音乐的市场渐渐被开启。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中，争议最大、但影响最深入大众生活的，黎锦晖当属头号人物。

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身为语言学家，黎锦晖选择自幼热爱的音乐来实现他对民族之爱，但创作的结果却与另外一批接受正统音乐的教育者所提倡的“新音乐”十分殊异。

当年只有二十多岁的黎锦晖逐渐感觉新文化运动应利用音乐为宣传工具后，就招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友，于1917年成立了“宣传乐艺、辅助新运”的音乐社，并加入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

值得庆幸的是，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音乐发展，并激发了他看见新音乐运动中平民音乐的匮乏，于是创办了当时被广大群众所喜欢的“明月音乐会”。

接下来数年，黎锦晖投身国语教学，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著多部国语课本、儿童文学丛书与期刊，同时担任国语专修学校校长。

并且，在不断地摸索中，黎锦晖还发现国语词汇的音节轻重和四声升降，可以用乐律表现，从此开拓出一种以旧有民间音乐旋律配上新编白话歌词的歌曲，为当时国语专修学校附属小学歌舞部创作的大量儿童歌舞表演曲于此产生。

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月刊数百集连载，由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本，销量居全国之冠，光是《葡萄仙子》一剧便在三年半中出了二十二版，由此可见他受欢迎的程度。

1926年，黎锦晖参照欧美歌舞团体及交响乐演出，筹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歌专）。

此后歌专之名几经更替，历经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团、联华歌舞班、明月歌剧社等各阶段。

但无论歌专之名如何更换，歌专永远是中国第一个歌舞表演训练的专门学校。

至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音乐的雏形已慢慢浮现—民间旋律、白话歌词、加上中西混合乐队，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仍未确立，那就是—乐队内部西乐与中乐的比重。

比如黎锦晖在创作《毛毛雨》之前，对于声乐方面的要求—正音主要引用传统戏曲方法，采取民族音乐的特点行腔；伴奏部份，延续其附小歌舞部时期之主张：西乐所有乐器，都应该为国乐服务—以小提琴拉小调、西皮二簧，并保有民间风味。

很明显，黎锦晖在这段时期坚守传统的民间风味，与著名语言大师，现代音乐先驱赵元任所认为的必须先学好音乐（指的是欧洲古典音乐）再在其上添加个人或中国的风味，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间往后推移，在黎锦晖手中一种新的音乐类型渐渐自儿童歌舞曲中脱胎换骨出来，他对于西洋音乐的态度有了微妙的转变：感到中国的音乐要兼收并蓄，主张容纳大众音乐，并建议上海艺术大学设立中西合璧音乐系。

或许是每星期至公共租界聆听的交响乐起了作用，这个微妙心态的产物正是之后产生的《毛毛雨》唱片而非乐谱，但黎锦晖似乎并未清晰意识到这个转变，他后来的回忆仅止于描述混合了“外国爱情歌曲的词义和古代爱情诗词”的歌词、加上旧的音乐形式—在无声的乐谱中，旋律为五声音阶宫调式，歌词分上下两阕，理当被划归为中国传统的延续；然而，当它实现为有声之时，黎锦晖的俚俗唱法便几乎被淹没在爵士乐大乐队的铜管与西洋和弦之中。

但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音乐界都承认，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

他创作的《桃花江》、《特别快车》、《夜深沉》、《小小茉莉》、《蔷薇处处开》、《妹妹我爱你》等，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

他的流行歌曲集《家庭爱情歌曲100首》，由上海文明书局分16册出版，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他还把中国流行歌曲推出国门，美国一著名音乐人近年出版了《黄色音乐》（黄种人群的音乐）一书，把黎锦晖称为“黄（肤）色音乐第一人”，并指出：黎锦晖将中国音乐的发展向前推进了“至少二十年”，黎锦晖将西方爵士乐与中国本土民族音乐结合后，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推广，使中国音乐向国际化发展。

歌为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社会风貌，往往可以从当时流行的歌曲中品味出来。

今天，当陈旧苍老的唱片被拂去厚积的灰尘，轻轻地摆放在留声机上，随着唱针在层层唱纹上慢慢摩挲，那优美动听的旋律，那深情感人的歌词，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浸入人们的心灵深处时，会重新绽放曾一度勃发的风采。

其实把名歌和上海联系在一起，的确有一定难度。

上海原本是一个小小渔村，后经大批江浙一带的移民才逐渐将这块地方的土地可利用资源扩大。

因此本地的民歌与江浙一带的移民文化融合，并很早就演化出一种当地戏剧，
那便是早期的“沪剧”。

到三十四年代上海正值租界时期，泊来文化也开始逐步影响整个上海的大众生活。

西洋爵士乐、电影明星、冰淇淋、可口可乐……，于是，在那个时期，便涌现出一大批影视歌全明星，她们在当时带给广大民众的音乐既有江南水乡的民族感但又不乏一些西洋音乐的现代味，可谓是传唱一时。

时值今日，这些老歌仍然为一大批“老上海的克腊”和“新上海的小开”们津津乐道，追捧不已。

“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遨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间”。

这是1932年上海百乐门舞厅刚刚建成时，上海滩一位不知名诗人为百乐门留下的传颂一时的诗句，字里行间流露上海人对这座“远东第一乐府”的仰慕。

然而，在保守与解放、传统与现代化、家庭与爱情的单选题上，老上海流行音乐的答案是全选。

这些歌曲展示了当时文化的千种姿态：除了报纸之外，我们很难再找到那么多关于战争的描述，它不像新感觉派小说的不切实际，谈论爱情离合是朴素而贴近人情的；它也不以高调的言论谈论政治，而是用简单而锐利的比喻来针砭时事，并且唱出季节的变化、人情冷暖、日常琐事，此外，还有以主张男女平等、奉劝戒烟等积极意义之歌曲，即便是以灯红酒绿的舞厅为歌唱主题，也是当时数以百计的夜总会的实际反映。

在中式与西化之间，老上海的流行音乐实现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品味，也尝试了各种合并之途，西乐国乐化／中乐交响化、美声唱法／民乐行腔、西洋大小调音阶／中国五七声调式，这不是呈现二元对立之局，而是不断流动的异国情调。

这种一边摸索着实验、一边创造商业效益的音乐，既不堕落，也没有回头路可走，它反映了时局，反映了各式人等对上海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海自身的文化。

在〈毛毛雨〉尚未发行的史前时期，黎明晖就已灌录过不少唱片，包括〈可怜的秋香〉（一九二二，黎锦晖词曲）。

虽然销路甚广、远达南洋，70但与〈毛毛雨〉相比之下，最大的差异在于〈可〉数个国乐器同音齐奏，缺少了〈毛〉铜管大乐队和音的摩登气派。

听听〈毛〉的前奏：一开始，铜管模仿国乐单音齐奏一个五声音阶旋律的乐句，造成了相当新鲜奇特的印象，然后接续以强弱变化夸张的铜管合奏，这对于音量单薄的国乐器而言，是难以达成的效果。

音量增强的短乐句一毕，中国钹立刻响起，下一段乐句以张力紧绷的全音阶构成，而全音阶常被视为印象乐派一个明显的特征。

等到小喇叭吹奏的主旋律出现，低音顺势转为摇摆节奏，还配上了丰富的和声进行，最后过门以木鱼的叩叩声「有板有眼」71地连接到歌唱旋律。

以上短短十余秒，多种音乐元素像是烟火一样骄傲的展示，铜管乐队的强势劲道使「中国传统」的元素变成了一种色彩，像是装饰性的符码或咒语，甫出现便足以使人明了其中的意涵。

一九二七年，〈毛〉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异风格展开了老上海流行音乐，
并且还影响接下来的二十多年，巧具心思的歌曲持续出现着。

不像西洋音乐的块状和声，中国传统音乐通常是以单音旋律线支撑乐曲配器，因此在旋律上必须以「加花」也就是频繁运用装饰音的方式，来增加旋律线条的厚度，漂浮在伴奏上的旋律加花也成了一项极重要的「中国元素」，即便在组织密实的管弦乐声中，旋律也能突显出来。

黎明晖在〈毛毛雨〉中的歌声份量之所以难与庞大的铜管金属声抗衡，或许正是因为她的旋律几乎不加花，后来红极一时的歌星几乎都改掉了这个「缺点」，包括周璇、白虹、龚秋霞、白光，甚至日裔的李香兰字正腔圆的花腔中也免不了加花，比如〈夜来香〉，72把「中国风味」明确地装饰在西式旋律与伴奏之上。

之后十年，流行音乐的发展可说是处在停滞的状态。

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有声电影技术趋于成熟，使得当年许多电影插曲相当受到欢迎，包括龚秋霞的〈秋水伊人〉。

73这是电影《古塔奇案》中词情并茂的插曲，乐器使用的方式与欧洲古典音乐的配器大异其趣，可以「寻根」至稍早发行的电影插曲〈四季歌〉与〈天涯歌女〉，作曲与编曲者贺绿汀认为自己在这两首歌曲中采用了「对位法」，革新了国乐旧有的「大包腔」74（同音齐奏、顶多加点花），实际上只是高低两条独立而和谐的旋律线相互对应。

〈秋〉大量使用木管乐器，同时有多条旋律线发展，包括与歌唱旋律同音齐鸣的小提琴，虽然前奏高音旋律的自由节奏让人想起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的《春之祭》，然而七声音阶征调式旋律的明显特性再加上细薄的、不以和音取胜的音响效果，在一片西洋乐器声中，乐曲的调性与歌词「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中的传统色调一样的容易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