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国维的“悲剧论”看《红楼梦》中的悲剧意识

从王国维的“悲剧论”看《红楼梦》中的悲剧意识摘要：近代美学史上，王国维是结合中西哲学和文艺思想提出“悲剧论”并在其所著的《<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可谓悲剧中之悲剧者也”，《红楼梦》一反中国世世代代崇尚大团圆结局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构筑了一出旷世独见的大悲剧，为中国文学、中国艺术开一代新生面，《红楼梦》作为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弥补了中国文学艺术一大缺憾，使中国文学艺术的园地中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有影响的悲剧作品；不仅如此，它在许多方面有重大突破，将悲剧创作的理论和实践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创造了悲剧艺术史上“高山仰止”的辉煌成就。

关键字：王国维；“悲剧论”；《<红楼梦>评价》；悲剧作为中国传统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自古以来便不乏各路评论家史学家文学家们的或赞美之情或推崇之意或批判之心，有的将它纳为“文化小说”，如周汝昌曾提到：“《红楼梦》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

从所有中国明清两代重要小说来看，没有哪一部能像《红楼梦》具有如此惊人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了；···很多人都说宝玉是礼教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言谈行动中确有叛逆的一面，自不必否认。

但是还要看到，真正的意义即在于他把中华文化的重人、爱人、为人的精神发挥到了“惟人”的新高度，这与历代诸子的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或者是殊途同归的。

所以我才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强的作品。

”；有的将其纳为“以阶级斗争讲历史”，如毛泽东曾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

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几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

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再有的从《红楼梦》的思想立意出发，如鲁迅曾评价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2）；然而，真正在对《红楼梦》众所体现出的美学原理做系统的阐述与分析的集大成者，却要数“中国近代美学之开山”---王国维及其所著“中国近代美学评论之开篇”---《红楼梦评论》。

郭沫若曾说：“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而以西方学术思想来系统解释中国古典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开山第一篇。

”；俞平伯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说：“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

”郭沫若所提到的“西方学术思想”，说的便是“西方的美学原理”，再详细一些，便是王国维结合中西哲学和文艺思想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套理论----悲剧论，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分别是关于悲剧起源和本质的“生活之欲”说，关于悲剧的价值和效用的“解脱”说，以及关于悲剧的美感属性的“壮美”说。

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红楼梦评论》的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在《红楼梦评论》第三章开头王国维便提出：“如上章之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其中，王国维指出，中国人一贯秉承乐观的精神，喜欢团圆的结局，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中多是才子佳人，惩恶扬善的写作模式，而无视现实人生的痛苦，只谈纸上团员和虚构的幸福。

这些带着封建意识，阶级局限和些许浪漫色彩的文学作品，其艺术价值是很有限的，唯有《红楼梦》写出了人生的悲剧，个体生命的悲剧，并将其真实客观的反映出来。

在这一章中，王国维提出，红楼梦是“车头车尾的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何解？在王国维的“悲剧论”中，他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

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

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

”依据这个三种悲剧说，王国维认为：“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

”这第三种悲剧和前两种悲剧不同，它不是由哪一个坏人制造的，也不是由于“盲目的命运”造成的，它造成的原因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并不是“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整个社会关系造成的，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它也是无法回避的。

他具体地分析说：“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 ，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

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与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正因为是无法回避的，给人造成的痛苦又是无法通过自身解除掉的，所以它是“悲剧中之悲剧”。

回到《红楼梦》本书，从王国维的“悲剧论”看《红楼梦》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则其第一重悲剧便是“爱情悲剧”。

宝玉、黛玉的爱情及宝玉、宝钗的婚姻悲剧，是《红楼梦》的主线和灵魂，这体现在：首先，宝玉和黛玉之间有“木石前缘”，这象征了他们在太虚幻境中就有刻骨铭心的牵绊，两人在间在大观园这个特殊环境中，有着至死不渝的爱情。

但在封建家长制和家族兴衰的现实下，两人不得不分开，理想化的“木石前盟”被世俗化的“金玉良缘”所代替，造成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然而即使是宝玉与宝钗的结婚任然是一场悲剧，宝玉“到底意难平”，最终放弃，造成了宝玉和宝钗的婚姻悲剧；其次，“木石前缘”同“金玉良缘”的主要矛盾是情与礼的矛盾，悲剧之所以产生，外在原因是僵化保守的“礼”的禁锢。

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宝钗，也不是宝玉，而是封建礼法和宗法社会，特别是封建婚姻制度。

作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了腐朽的传统礼法及昏庸专横的封建势力；再次，悲剧产生的内在原因则是宝玉对负有浓重叛逆色彩的“情”的执著追求。

宝玉鄙视功名富贵，讨厌仕途经济，背弃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

具有朴素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思想，追求自由平等爱情的这些气质，恰恰与封建礼教相违背，相排斥，也就注定了三人之间的悲剧；最后，围绕“木石前缘”与“金玉良缘”，作者热情地讴歌了宝玉和黛玉的叛逆精神，对宝钗重礼不重情的思想性格进行了善意的描写，而对黛玉的小性格以及寄人篱下的生活给予了深刻的同情。

黛玉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出项的叛逆者，宝钗则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当然，我们所要注意的是，《红楼梦》中所体现出的爱情悲剧并不仅仅局限于宝黛钗的悲剧，除此之外，书中所写之女性，无论小姐、丫环、夫人、奴仆，都被摧残、扭曲、蹂躏，最终被吞噬，以十二金钗为中心，写了很多女子的遭遇和命运，所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正是写这些女子都有一部心酸的历史和命运，造成悲剧的一部分原因虽在于封建势力的直接摧残，但更多的是几千年沉淀而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

大观园里的悲剧是爱情、青春和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

作者不仅哀悼美之被毁灭，而且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

这是对封建社会和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也是一种精神的觉醒。

《红楼梦》的第二重悲剧，则为以“封建大家庭没落”为主线的社会悲剧，关于这重悲剧，曾有形象描写曰：“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 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铁。

”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吏、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复杂深刻的矛盾冲突，显示了封建富贵家庭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这体现在：首先，封建官僚家庭政治上的腐败是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如“护官符”的作用，点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其次，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如一顿螃蟹宴便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奢侈和荒淫是分不开的，贾府的淫乱无耻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最后，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庭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贾宝玉的形象在贾府的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

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由于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道路，他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爱情生活上来；《红楼梦》的第三重悲剧为道德文化悲剧，这种“道德文化”主要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教化。

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想，它的突出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它用“仁爱”来作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原则，这是要以牺牲个性价值为代价的。

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从贵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败，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往往也可以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原因。

如薛宝钗尽管是婚姻上的胜利者，然而在个人自我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的淑女形象，她只是以压抑个性去服从社会和家庭。

《红楼梦》的最后一重悲剧，同时也是最能体现王国维所提出的“悲剧论”的核心思想为《红楼梦》中所体现的人生悲剧。

《红楼梦》全书以以宝玉为核心，描写了一个具有反叛意识，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封建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贵族公子形象，宝玉的反叛意识体现在：首先，宝玉无意仕途，而且他不仅自己无意仕途，对追名逐利的贾雨村之辈也深恶痛绝；其次，宝玉的反叛还体现在他反对世俗礼仪，不仅对上层社会的贺吊往返毫不关心，对家族荣辱从不介意；再次，他渴望自由，贾宝玉既是贾府的宠儿，又可以说是贾府的囚徒，如他偷读杂书，暗交蒋玉菡，私祭金钗等，都能体现出他渴望自由，并且为自由付出实际行动；最后，宝玉的反叛体现为他的平等思想，宝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的偏见，提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见了女儿就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

”的这种在封建礼教看来是“异类”的思想，他虽有一些贵族公子的纨绔习气，但更突出的是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新的思想意识和反叛意识，由于身处伦理之家，他成了一个在思想上，行动上能与封建世俗的现实要求格格不入，不合封建制度之时宜，不容于世的狂人，是受到封建卫道士“百口毁谤”的封建叛逆者，由于新兴思想与封建礼教的激烈碰撞，导致宝玉最终无路可走，留下了一抹浓墨重彩的人生悲剧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