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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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文化意义
1端午节文化意义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在荆楚地区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
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
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对其作全面论述,只将端午节在历史发展变化中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作为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节又名端阳节、蒲节、重五节等。
太平御览卷三十引风土记“ 仲夏端午,端者,初也。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午。
” 月令广义云“五月五日为端阳节。
”幼学琼林又云“ 端午却为蒲节。
”仅以所引诸多命名,就可见端午节起源之复杂,但就其命意而言,则显得极为单一。
端午,就是五月初五;端阳,因当日炎阳当空,故名之;蒲节,也是因荆楚人喜欢于此日挂菖蒲之类的植物以避毒驱邪而得名。
一般来说,年节习俗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日期,二是仪式活动,三是叙述这一习俗由来的富有某种文化意义的传说。
端午节的日期是每年的五月五日,其活动内容有裹粽子、划龙船、
挂菖蒲艾蒿、饮雄黄酒等,而作为代表其节日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则有多种说法。
罗列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纪念屈原。
持此种观点的占绝大多数,可谓妇孺皆知。
梁代吴均续齐谐记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
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
”宗懔荆楚岁时记亦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
” 二是纪念越王勾践。
记纂渊海引岁时记云“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
”西汉越绝书说得更具体,认为越王勾践为国雪耻而忍辱负重,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军,最终复国,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
三是纪念吴国忠臣伍子胥。
东汉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2,逆涛而上,为水所淹。
” 故以端午节纪念他。
四是纪念孝女曹娥。
据会稽典录载“孝女曹娥者,上虞人。
父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
娥年十四,遂自投于江而死。
”这里又把端午习俗解释为对孝女曹娥的追念。
五是纪念介之推。
在艺文类聚岁时部“五月五日”条下,有一条出自琴操的记载“介子绥(介子推)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
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
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原来与寒食节联系着的介子推故事,竟和端午节也联系起来而具有了纪念介子推之死的意义。
六是源于祭图腾龙。
闻一多先生在他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说明,认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目端午是个龙的节目。
”(注闻一多全集卷五,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 页。
)七是端午源于恶日的忌讳。
五月五日,被古人视为恶日,故风俗演义、论衡、后汉书礼仪志等书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
八是端午节由夏至演变而来。
因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夏至食粽的习俗,隋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亦云龙舟赛为夏至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至于为何在夏至节有这些活动,其传说故事已不可考。
以上说法虽然众说纷纭,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对端午节的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也就是说,在相关的人物与传说中,这种文化意义的选择、走向和定型是如何完成的。
闻一多先生详细考证后得出结论,端午节远在屈原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端午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龙舟竞渡早于屈原时代一千多年,吃粽子的风俗恐怕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形成。
继而闻一多先生指出,端午是源于吴越民族的祭图腾龙。
在远古时代,龙是人们由产生恐惧感而产生崇拜信仰的对象,龙舟是想象中的龙的具体形象化,这反映出尊神的时代,人类对自然认识的程度还很落后,他们无法理解大自然,只有凭借想象并把想象转化为一种变形的现实。
随着时3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并揭示大自然的面目,于是,龙舟竞渡从对龙的祭祀仪式演变成了端午节的民众娱乐习俗。
然而,一种年节习俗如果逐渐失去原有的文化意义,如果不被另一种新的文化意义所代替,那么,这种年节习俗就会在时间中消亡,许多古代习俗之所以不再流行于现代民间生活,也正是因其原有文化意义逐渐在民众中淡忘所致,至于像寒食节风俗相传是为纪念被烧死的介之推,而现在清明节取代寒食节,人们在这一天为烈士或去世的亲友扫墓,以表示纪念之情,很自然地完成了其节日的文化意义转换。
实际上端午节并没有因意义转换而流于娱乐性习俗,而是逐渐从
对神的崇拜转化为对英雄式人物的纪念。
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述几种对人物纪念的说法。
(二)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
当我们考察有关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
屈原寄楚国的振兴于楚王,以图统一中国,他担负着一个体现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大势,而又不得不归于失败的历史使命。
历史的必然要求(统一天下)和承担这个要求的英雄实际上又不可能将它实现,这使愿望和效果、使命和前途、个人与历史之间产生激烈冲突。
冲突中,屈原对自己的愿望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要将其付诸现实,为自己的“美政”理想上下求索,哪怕是经受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而始终不渝,这更加重了悲剧的浓烈色彩。
忠臣伍子胥遭受诬陷,自杀身亡,被吴王夫差将尸体抛入钱塘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悲剧,“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命运无可避免地落到了伍子胥的身上,以龙舟竞渡的形式来纪念他,表达了人民对遭受悲剧命运的忠臣的同情。
越王勾践体现了悲剧中的崇高精神,他在国家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体现了人物身处苦难,矢志复仇的韧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