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翻译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正是这次转向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一个日益突出的发展方向。这里的“性别”,指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社会性别则由社会、文化因素后天塑造而成。

“性别”在语言中可以理解为自然的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和社会的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语言的性别差异很早就为语言学家所注意。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起,语言学家们开始对语言和性别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借用社会学常用的统计调查方法,调查分析人的性别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分析表明,性别因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女性无论从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都更注重语言的准确性,更注意语言的文雅、含蓄和委婉。同时,夸张修饰语的应用和语调的变换,也显示出女性语言中含有较多的情感因素。

传统的翻译观建立在原作/复制、作者/译者等二元对立基础上,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拆解了二元对立,认为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等概念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翻译和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都是有意义的流动性的创造。因此,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翻译是生产(production)而非再生产,是为体现女性而在女性文本中的重写,是和女性主义写作一样的背叛、交换、诠释、发明、转换和创造。

有性别意识的批评者通过研究大量译文,发现了女性主义作品在翻译中的变形。例如,通过研究波伏娃《第二性》的英译本,女性主义批评者发现《第二性》的译者按自己的兴趣对原文进行了

剪裁,使波伏娃在译文中被扭曲。毋容置疑,译者性别的确会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译者更偏向于选择女作者的作品进行翻译,在翻译她们的作品时也能更加投入。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性别视角对国内翻译研究影响最大,翻译批评其次,翻译实践再次。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评介和梳理阶段,研究不够深入广泛。中国某些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在翻译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性别意识。三十多年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断推陈出新,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总是千方百计在文学作品中寻觅反传统的、有利于提高妇女地位的、打破男子一统天下局面的任何符号与诠释。

诚然,女性生理和女性经验决定了女性译者特有的与男性不同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以及写作风格,也就是说,女性作品具有明显的女性意识。在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尤其是在翻译当代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时,如果译者的性别不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众所周知,同一部作品,由不同的人翻译,译文自然是千人千面。而同一部女性作家的作品,由同一时代的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翻译成同一目的语,译文也必然会出现性别差异。这是因为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具有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不同的经历和经验。女性译者被认为在翻译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时,比男性译者更注重开发和占有能够准确地表达女性自身感受的词语,以此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胴体。女性译者对具体词语的开发可能更为系统化,尤其是当这些词语涉及到女性生理的时候。由于女性译者对女性胴体及女性生理知识的理解与表达,比男性译者更为直接和准确。这一点无可非议。男性译者之所以被认为较女性译者逊色,是因为他们无法感受女性所特有的生理心理体验,因而未能诠释出文本之外的涵义。

如此看来,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翻译标准,就是以女权主义的方式改写原文。凡是符合女权主义要求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译者更重要的任务是依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诠释出原文之外不同

的引申意义,忠实也就不再是翻译的绝对标准和终极目的。以加拿大芭芭拉・格达德(Babara Godard)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似乎倾向于让女性译者翻译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但她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的女性译者都是女权主义者。女性翻译家在翻译时,往往通过改变语言的倾向性,来表达自我认同和表现自我意识的觉醒。若非如此,女性译者在翻译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时,只可能从一个普通译者的角度出发,忠实地再现原文,而不会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去诠释,创造或者改写原文。总体来说,女性的语言一般更具试探性,更加迟疑不决。究其实质,这与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她们所扮演的被动和被否定的角色不无关系。乔治・斯坦纳也说过,女性和男性所采用的语义轮廓和整体表达方式都大不一样,女性的语言特征是由强加于她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决定的。

尽管如此,译者是不是非得用一种新的女性语言来改写或重写原作的意象和涵义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男性译者具有一种置女性于父权统治之下的心态,因此他在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会对原文中的女性人物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压制或贬诋。从翻译学的基本角度出发,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他或她最起码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风貌。因此不能因为个别措词或可能的误译或漏译,就给男性译者冠以“性别歧视”的罪名。

作为一种语言,首先得让使用该语言的人看得懂或听得懂,如果作者或译者出于张扬女权主义的需要,创造一些为现有语言体系所难以接受或者为读者所难以理解的词汇或句法,那岂不是人为地增加现有语言体系的难度,为读者的阅读设置障碍?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重要的就是要拥有人数众多的读者。假如纯粹为了某种目的而采取上述的那些做法,其结果只能是扼杀作品的生命力。即使某个女权主义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这样的作品翻译成某种目的语,恐怕也是读者寥寥。正是译者性别的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意义阐释过程的不同,人类文化价值观念才能通过语言

中的性别差异在语言中得以反映,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以格达德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过分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对男性译者的译文进行分析,未免过于苛刻和敏感。诚然女性特有的语言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有时不是男性能够察觉得到的,或是男性潜意识中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但若女性译者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过分强调了翻译的目的就是让女性主义在语言中彰显,认定这就是对女性主义的重写,则给人的印象是过分强调了“性别”,而忽视了“译者”的存在。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分关注了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而不是视语言为一种透明的交际工具。社会性别概念让西方女性进一步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塑造、操纵女性的社会工具。要改变女性被歧视的状况,就要从语言入手,改革语言,甚至重构女性语言。因此翻译就成了她们实施语言变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女性主义译者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纠正”原文中的词汇倾向性。所谓词汇的倾向性,指的是原文中的词汇本属于中性表达语,没有任何性别色彩。但父权思想出于对女性的歧视,男性译本可能常常赋予其贬义的色彩。与之对应,女性译本则通过词汇的选择,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提升意识。一些女性译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去质疑原文,当原文偏离这一视角的时候,她们就干预原文,对原文做一些改变。她们大胆尝试使用新的词语、新的拼写、新的语法结构、新的意象和比喻,以及一些文字游戏,旨在超越父权语言的陈规,突出女性的身份特点和人们对女性的习惯认识。显然,为引起人们对她们的语言的政治影响与译者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的注意,她们公开地干预文本,将翻译当作一种改写政治身份的手段。通过干预与改写男权文本来消除其中包含的厌女思想,通过翻译“矫正”或“干预”语言,使语言发生变异,使文本陌生化。然而,读者对于过于晦涩的语言及陌生化的文本的理解与接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且有待于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