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

浅谈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主体和叙事策略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展露出新的创作症候。以创作主体而言，更多的少数民族本土导演涌现，少数民族电影的言说主体性凸显，开始迥异于以往的汉族创作，转而带有浓郁的自我表达特质。以影片叙事而言，在以往整体节奏较快且富有商业气质的“大情节作品”之外，更多弱戏剧性的“小情节作品”涌现，成就了新的少数民族电影风格与群落。这些演变的背后，是少数民族电影在电影体制变革与少数民族地域经济发展吁求交相作用下的文化选择，也是其寻求新的存在语态和艺术价值的积极尝试。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实践已经迅速溢出了原本相对清晰的边界，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导演主导了立足民族文化题材并反映民族生活、生存状态的作品。“本族化”创作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特定一隅，与其他来源的影片生产并置发展。与之相伴，原本的“汉族书写”并未退却，跨族群的少数民族电影实践继续前行。从上述基本前提出发，可以洞见少数民族电影在近年来的创作趋向变化。

一、母语表达与景观呈现: 创作主体性的主观建构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电影作品在多个维度上得到极大扩容。题材方面，已有作品《天上草原》《走路上学》《花腰新娘》《欢迎你到阿尔村》《诺玛的十七岁》《碧罗雪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寻找智美更登》《侗族大歌》等，涉及“少数民族教育和儿童关爱”、“少数民族爱情生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少数民族传统生活变迁与现代理念冲突纠葛”、“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变化”、“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这大大越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民主革命+ 民族团结”框架，也有别于八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少数民族青年生活+ 经济建设”模式，呈现出较成熟的题材容纳能力。影片语种方面，少数民族导演群体大量采用民族语言主导创作，在数量和影响上引发广泛关注，促使了“母语电影”的产生。伴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在2003 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改革措施，《季风中的马》《静静的嘛呢石》等以少数民族母语为对白的影片出现。此类影片与以往80 年代《猎场扎撒》《盗马贼》等影片之“母语拍摄+ 普通话公映”截然不同，开始呈现出一种决然的民族自我展示和表述

的姿态，呼应了电影史上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审美趣味，同时糅合以民族文化的基本脉络，最终成为彰显文化差异性和接受差异化( 对受众的观影体验而言) 的视听群落。

无论从影片叙事策略还是道德价值判断标准来看，新世纪之前少数民族电影的主体性更多地表现为被塑造的过程。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少数民族电影中的角色总是将自身的各类冲突和矛盾消弭在“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召唤下”，这时，作为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的自我表达让位于社会与国家的政治诉求，最终在电影影像中“均享国家意义”。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影像与故事的背后，是逐渐从政治遮蔽中脱离的创作个体，最终趋向了文化反思与文化救赎的路向。此一主旨深刻地渗透于《盗马贼》《青春祭》等影片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主体性的建构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母语的使用上。在电影叙事层面，民族语言成为一个标识和成就影片“民族性”的关键符号。叙事本就无法脱离语言，其语言来源又从特定层面揭示和论证了该作品的独特性。一般而言，语言只是为了交流，它的价值植根于人们的交往、记录等活动之中。在少数民族电影的“母语化”层面，语言还裹挟了更重要的呈现功能，其重要价值在于其与特定少数民族的对应捆绑关系，同时又在各类观众( 包括各族群与国内外范围) 的观看中实现了自身的差异化与神秘化。此类电影采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另一重客观效果在于———从文化归属上凸显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显露出既与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相互交涉依托但又富有独特观念的文化气质。

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母语规划”始于“华语电影”概念的广泛使用。鲁晓鹏、郑树森、陈犀禾等提出并多次阐释了“华语电影”概念，但又在阐述形成的评析矩阵中各有侧重甚至相互抵牾。这主要表现在对华语电影的囊括范围与适用性以及其与中国电影、母语电影之间交叉重叠关系的认知差异，而“华语电影”概念的相对脆弱也集中表现为其基本缺乏包容少数民族方言电影的能力。由此，少数民族语言范畴的母语电影创作实际上从创作和理论归纳方面都给中国电影提出了新的命题。在这种追问和考量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电影的主体性被逐步地建构起来，而此种建构方式显然远离政治规训的框架，同时又与从“汉族方言”或“普通话方言”出发的华语电影规划不同，因为它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群体这一

镶嵌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但又饱含个性与独立特点的民族群落。毕竟，具备某种民族依托和来源的语言本身便成就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实体符号，兼具文化层面的能指和所指结构。

少数民族电影的主体性建构还表现在以少数民族生活或环境的景观化呈现来形塑电影的“民族风格”上。以环境的景观化呈现而言，新中国以来，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电影都会有较大篇幅的少数民族地域空间景观展示。无论是广袤的草原还是荒漠、戈壁，无论是潮湿的南方小镇还是郁郁葱葱的大山村落，地域景观的展示是爱情与生活、思考与变化等范畴得以视觉化出场的空间载体，更是民族化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中，“风光”是与少数民族密不可分的，甚至成为该类影片的贯有内容。与之相伴，对少数民族生活常态的展示成为了另一种景观呈现。在《鸟巢》《滚拉拉的枪》《碧罗雪山》中，日常生活的描绘被放置于与地域景观同等重要的地位，目的是凸显该民族的民族文化差异性。也是从这些电影出发，有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影片有一个重要的审美转向，即“从风光掠影向生态纪实转变”。

二、“他者”注视与影响: 创作主体性的客观弱化

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基本问题是，少数民族电影的主体性是否被完整地建构起来了? 母语电影和少数民族景观化呈现等创作策略是否真正实现了该类影片自我剖解的“内视风格”? 从较多作品的叙事立场和表达方式来看，这种路径其实存在较多的缝隙与割裂。所谓“内视”，有时也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独立，需要细细推敲。

德国哲学家舍勒曾经说: “我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他者的眼睛，我还看到他对我的注视”。可以说，主体之“我”尽管不是随时能看到“他”，但“他”对“我”的影响却始终存在，更勿论还存在这种看与被看的视觉关系了。即，如果少数民族电影是一个可以建构主体性自我的体系( 这也是本文的理论预设前提之一) ，那么来自他者的审视有没有发生深刻的影响? 这个他者又和少数民族电影之间有怎样的共生关系?

“他者”来自主流文化体系，也来自国家民族以及政治维度等宏大视野的“注视”。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政治色彩浓厚，较直白地契合了国家与民族维度的诉求需要，而且基本上是汉族导演的创作实践集合，因此被大家认为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