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性生活状况调查

中国人性生活状况调查

性生活美满与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既和双方的身体素质有关，也受双方的感情状况、社会生活等影响。潘绥铭在一篇文章中对当下我国居民的性生活状况做了描述性的统计。潘的研究显示：

1.夫妻当中，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满意为27.1%的人；比较满意的6

2.1%；只有10.8%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

2.就全体中国成年人而言，大概的平均性生活频率是在每星期1次左右；

3.文化程度的高低，与性高潮的多少成正比；

4.做家务影响性满意度，如果夫妻做家务的时间差不多，对于夫妻双方的性满意都没有什么影响，多做家务的一方性满意度会下降；

5.大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性生活质量比中小城市的居民差；

6.性知识有助于提高性满意度；

7.吃醋和性生活频率密切相关，相互之间从来不吃醋的人们，性生活频率比那些有时吃醋和经常吃醋的人们要少得多；

8.婚外性影响性满意度，如果任何一方有了婚外性行为，不管对方知情与否，自己在婚内的性满意度可能性也会大降；

9.接受过性服务的男性比例约为6.4%，更大比例的城市男性接受过性服务；

10.收入状况和性交易可能相关，收入最高的5%的男人接受性服务的可能性，是收入最低的40%的人的33倍。

性之变

10月16日，在中人民大学召开的一个全国性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提出：“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

“性革命”，听到这样的词，不由得让人心里一惊，因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19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青年人的性解放运动，以及这场运动给整个世界带来的至今未息的冲击波。

我们所经历的爱、婚姻、性真的已经达到了“革命”的程度？“判断是否是革命应该有两个标识，一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急剧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少数先锋人物还是普通的大众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教授潘绥铭说。

“我们所说的性革命，是发生在中国城乡普通人当中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一个个平常家庭里的妻子、丈夫，进城打工的男男女女，他们对待婚姻和性的态度变了，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变化。”

调查数字显示：打工妹和打工仔们有过任何一种婚前性行为的已经占到总人数的45.7%；非婚同居的已经占到5.8%。这两个比例都是既多于农村人口，也多于城市人口。此外，已婚者(男女都包括)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也是这群人最多，达到28%-30%；超过农村已婚者将近20个百分点，也超过城市已婚者大约11个百分点。

未来10年当中，农村的一半人口将进入城市，在乡土亲情都改变之后，最大的改变必然是婚姻、爱情、性的改变。

“性革命的另一个标识，就是现代中国青年人童贞观念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说，1980年代，她在北京做过调查，有婚前性行为的不过15%，而现在有这一行为的已经达到70%-80%，她说，西方婚前性行为达到95%以上，但东方和西方相比，东方有重童贞的文化和传统，达到70%甚至80%的比例，就说明童贞已经被冲破了。

“这个变化的确非常让人吃惊，仅仅在几年前，一个失贞的女子在婚姻上还会遇到问题。”

“革命一般不是指缓慢的变化，而是短时期内的急剧的变化。中国人的性变化也就是集中在10年的时间内和25-35岁的人之中。更核心一些说是发生在25-29岁的人群中。”潘绥铭教授说。

●从社会凝视到性公开

当一个人感觉被一双眼睛盯着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压抑，遑论性。社会学家把这种整个社会对个人的严格控制称作“社会凝视”。

性的解放只能是发生在一个开明的社会里，社会学家们认为性革命和我们的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中国城市里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正日益明显，“陌生人社会”已经形成。

“现在，这种来自社会深处的对个人行为的'凝视’已经消失，最简单的例子是：过去男女入住宾馆是要出示结婚证的，现在已没有人这样要求了，社会给个人腾出了更大的空间。”潘绥铭说。

性被认为是个人的事，只要不妨碍他人，社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宽容。无论是在大众媒体、电影文学，还是在学术领域，性也成了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研究性恋亚文化的李银河对此感受颇深。作为一个性社会学研究者，她曾在1980年代三次申请在某大学开设性学课程，但均被拒绝。

李银河说，从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性从禁忌走向开放。我们与美国人作一下横向比较。在政府并不扫黄的美国，在1992年，即使加上使用性工具、打色情电话、看脱衣舞等活动，也只不过有41%的男人和16%的女性曾经从事过。可调查反映出，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仅看过“黄”(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的图像材料)的中国成年男性就有39.8%，与美国男人相差无几；看过“黄”的中国成年女性有21.6%之多，比美国女性还多5.6个百分点。

当警察干预一对夫妇在家看“黄”时，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做，他们自然会联想到自己，进而引发对个人权利的讨论。李银河说。“'社会凝视’消失了，与其相伴随的社会行为和道德方式也消失了，另一种则在生长，这就是对个人权利尊重的道德。

“从对电影上接吻的镜头高呼'闭眼’，到对大街上搂搂抱抱的青年泰然处之视而不见，或许有些看不惯的，但那是别人的私事，不会冲上去干涉，这就是变化。社会如舞台，不是舞台上的'戏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观众’自己变了，是对戏剧作出评价的人变了，至少是不反对了，不反对才有存在的可能，才有认同的可能。”潘绥铭说。而这些“观众”，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他们的宽容也是社会的宽容。

●性与生殖分离

生完一个孩子之后，中国的夫妻为什么再过性生活？这是一个问题。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性从来没有脱离过“传宗接代”这一目的，性在中国人的婚姻当中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娶妻纳妾的目的是“为后，非为色也”，性被淹没了。

从1981年起，中国开始在城市人口中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又陆续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