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论刑讯逼供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内容题要]本文论述了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及现状，从刑讯逼供与司法制度、刑讯逼供与侦查手段、刑讯逼供与行政干预、刑讯逼供与程序正义、刑讯逼供与人权等几方面揭示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并从建立沉默权制度、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前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时间等角度探讨了杜绝刑讯逼供的对策。

[关键词]刑讯逼供侦查手段人权诉讼成本司法制度对策

尽管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尽管公安部三令五申、媒体一再爆光，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顽症仍是屡禁不止，其严重程度即使是警察沦落为犯罪嫌疑人时也不能避免①。如今，人类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民主与法治已成1[1]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当刑讯逼供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它对司法制度和人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何避免刑讯逼供，保障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本文尝试对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等诸方面作一浅显论述。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将刑讯逼供产生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清楚刑讯逼供产生的真正根源。

（一）刑讯逼供与侦查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军队保卫部门以及监狱等依法行使侦查权的国家机关，为追究刑事犯罪，依法采用专门的调查手段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诉讼活动。侦查活动的一般程序应是：发现案情——侦查取证——确定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而刑讯逼供则完全颠倒了这种侦查次序，刑讯逼供的程序是：发现案情——摸底排队——确定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取证据。比如，某个地区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侦查人员通过摸底排队（俗称“排查”），觉得张三有较大嫌疑。因为张三平常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且张三以前有过盗窃行为（请注意：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张三是犯罪嫌疑人之前，这种摸底排队完全是侦查人员的主观臆断，一个人也许以前多次盗窃，但未必这一次也是他干的，这种逻辑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对张三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刑讯逼供。如果张三是无辜的，则很可能被屈打成招；如果张三真是盗窃犯，在严刑逼供之下，有可能交代其犯罪行为和赃物存放地点，侦查人员按照张三的交代取得证据，再用这种证据反过来证明张三有犯罪行为。于是，案件宣布告破，侦查人员大“功”告成。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1、侦查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偏差；2、侦查技术和物证技术的限制，使其不能完全使用科学

的手段破案；3、面临限期破案的压力或急于立功表现；4、由于法律知识的馈乏，侦查人员在主观认识上存在偏差，长期以来，侦查人员总是认为：凡是被我抓住的都是罪犯，而将罪犯痛打一顿是不违反正义的。

由此可见，侦查乏术是造成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刑讯逼供与行政干预。

尽管我们国家规定了司法独立，但实际上，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是普遍存在的。司法机关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没有获得完全的独立，在许多方面都必须依赖于当地的行政机关。而犯罪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是一种社会公害。某个地区只要出了一个杀人犯，整个地区都将人心不稳，在凶手没有被绳之以法之前，社会就不会安定。这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只要将罪犯绳之以法，民愤就会得到平息，社会也将恢复正常。面对目前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各级领导都强调以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标准，如果所在辖区内出了恶性案件，不仅能影响该领导的仕途，严重时甚至会让其丢掉“乌纱帽”。于是，各级领导充分运用其行政权力，直接要求公安机关“限期破案”。但公安机关由于自身破案技术、侦查装备和人员素质的制约，一旦面临破案压力，通常将“宝”几乎全部“押”在最后的手段逼取口供上面。在行政干预之下，刑讯逼供在司法机关便具备了某种“正当性”。难怪一位司法官员这么说：“有些刑事案件并不是侦破的，而是揍破

的，刑具破的。譬如领导安排你去破个案子，不打不揍破不了，打了揍了破了。案子一破，你就功劳大大的。至于打人揍人刑讯逼供吗，就是小节和方法问题了，领导多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不知道。即便错揍了，有人告状，领导也多是打圆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说我们市吧，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事一直就没有断过，伤的残的都有，还不都是不了了之。显然，这是领导对刑讯逼供的理解和默许嘛。"①在领导的干预和袒护之下，为保护大多数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成了“天经地义”，刑讯逼供焉有不泛滥之理。

（三）刑讯逼供与现行司法制度。

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和现行司法制度的漏洞不无关系。我国法律虽然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并没有起到禁止的效果。该条规定和其他规定也有相冲突的地方，比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对于该条内容，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异议，作为刑讯逼供者主要的“法律依据”，对此条规定的恰当性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该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法定义务，而“义务”是必须履行的。换句话说，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如实”回答，则侦查人员有强迫其回答的权利，而“如实”的尺度完全掌握在侦查人员手里。实际上，在侦查程序中，完全说实话的犯罪嫌疑人和

完全不说实话的犯罪嫌疑人都是极为少见的，这是犯罪嫌疑人心理规律的客观反映。犯罪嫌疑人不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就等于违反了法律，出于对国家的效忠和职务上的要求，侦查人员有义务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刑讯逼供。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也有问题，该条规定是：“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才能判断。我们常常看到，即使经过激烈的庭审辩论，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有时都无法判断。而犯罪嫌疑人绝大多数都不具备判断是否“犯罪”的法律知识，侦查人员首先就让犯罪嫌疑人回答自己是否犯罪，显然是不科学的。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应该是侦查机关的事情，侦查机关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当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犯罪时，侦查人员接着会让其陈述1[2]有罪的情节，甚至不惜刑讯逼供，这就等于让犯罪嫌疑人自己证明自己有罪，将侦查人员的举证责任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这显然有违于有关举证责任的立法精神。

（四）刑讯逼供与人权。

所谓人权，就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一旦失去，人就会被“物化”，人就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