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元明清戏曲“大团圆”模式及其成因
悲与喜的矛盾——浅析中国古代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成因
097一、引言中国古代戏曲源远流长，从上古的巫戏到宋戏文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不断地发展繁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戏曲在结局上存在普遍的共通之处：“大团圆”。
从“大团圆”结局的起源来看，这一名词在古代的曲学理论中并没有被明确提及，只有一个类似的曲学理念叫“大收煞”。
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这样描述“大收煞”：“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
”［1］“大收煞”要求对剧中的人物、涉及的事件、情节在全剧收场时必须做出妥切交代，即所谓有“团圆之趣”，这为“大团圆”结局提供了一个理论概念。
二、“大团圆”结局的形式“大团圆”结局的作品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古代戏曲中。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戏曲作品，“大团圆”结局的形式也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清官、明君助团圆借助清官、明君之力实现团圆。
这类剧的主要模式为主人公蒙受不白之冤，受尽酷刑。
后来出现清官不畏势要权豪，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勘破冤案，惩恶扬善。
明君则是智慧和道德的代表，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使故事结局圆满。
前者在公案戏中最为明显，如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马均卿的正妻为夺得家产，联合她的奸夫赵令史杀害了丈夫，将杀人之罪嫁祸给小妾海棠，并谎称海棠的孩子是自己的。
他们利用手中的钱财和权力将海棠屈打成招，判处死罪。
后来包拯察觉案情有冤屈之处，利用母亲疼爱孩子的心理，巧施“灰栏计”，证明了海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
马均卿的正妻和赵令史的奸计被揭露，受到严惩，海棠的冤屈得以洗刷。
剧中海棠的遭遇十分悲惨，甚至性命不保，却借助包拯之力得以沉冤昭雪，实现了善恶得报的“大团圆”结局。
（二）鬼神、梦境助团圆借助鬼神、梦境的手段来实现团圆。
这类剧借助鬼神、梦境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它可以跳出规则的约束，达到作者的目的，实现美满结局。
在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中，李慧娘死后，鬼魂与裴舜卿欢会，不但救其脱险，还现行怒斥贾似道的无耻残暴。
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第３６卷 第１２期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２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Ｄｅｃ．２０１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李志琴（山西大学 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３１）摘 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普遍形态，大量产生于元末明初之后，成为一种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叙事方式。
其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是“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分析，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从社会审美心理的层面分析，是接受者与创作者消愁补恨的社会心理的载体。
大团圆结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民族性格及美学观念的审美折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大团圆；中国戏剧；贵和尚中；伦理信念；消愁补恨 分类号：Ｉ２０７．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３９５（２０１３）１２－０００９－０４大团圆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常见形态。
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重要 所谓大团圆，是指在主人公遭遇悲剧命运，遭受冤 的思想原则，“中和之美 ”是儒家重要的美学范畴。
屈，历经种种磨难之后，安排一个圆满的结局：善战 “中庸”、“中和”思想在儒家典籍中更可谓是俯拾皆 胜恶，美战胜丑，在爱情剧中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
《中庸》中就曾提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不仅喜剧是这样，悲剧也是这样，甚至有些悲剧在流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达本也。
和也 传过程中渐渐演变成了喜剧，最典型的有《西厢记》、 者，天下 之 达 道 也。
致 中 和，天 地 位 焉，万 物 育《琵琶记》。
“大团圆的叙事模式，也正是随着《西厢 ［３］（Ｐ２８３）焉。
”显然，儒家不仅把 “中和 ”看作是人的情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大盛于元 感和行为的指导原则，也是天地万物遵循的普遍法 末明初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则，是人和世间万物的最佳存在状态。
探究元杂剧大团圆结局
探究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摘要：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有其必然性，剧作家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元代社会环境也影响了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意识，大团圆结局亦不单单是美满的，也有其悲剧色彩。
关键字：团圆情节，文化传统，市民心理，社会工具，悲剧色彩正文：“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元杂剧也不例外。
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
推而广之便是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类似模式“大团圆”结局呢？这个是受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剧作家的主观因素，观众的审美取向，社会的主流意识等等。
一、儒家传统文化造就中国式的团圆情节——剧作家的主观影响。
团圆情结对中国古典戏曲浸润至深,已是共识。
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无一例外地显现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就是本民族长期积淀的文化性格深层涵蕴的忠实反映，如果离开传统文化的特质去研究古典戏曲，犹如隔靴搔痒。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容非常丰富,其构成要素亦十分复杂,本文试图从儒学这种文化精神来分析大团圆结局的情节。
儒家思想富于伦理意味,中庸精神则是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它积淀在大多数人的心理层面上,并在无形中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传统文化伦理品格的要意所在。
何谓“中庸”？我们可以在中国古典戏曲的团圆情结中寻求诠释。
首先，古代剧作家既认同社会矛盾的普遍存在,又以回避冲突为代价调和矛盾。
如《破窑记》,在富贵欺辱贫贱,丞相拒认穷酸女婿,将女儿赶出家门时,作者让吕蒙正考中状元,具备富贵之身,最终接受岳丈恳请,携妻回相府,阖家团圆。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摘要：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是随着《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的，遂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
这一模式是艺术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协调的产物，体现的是“礼乐之和”和“治世之音”；它一旦被经典化后，就内含有一种复制机制、生产机制与调控机制。
中国人固有的“伦理信念”，保障和支撑着“大团圆”结局的实现和完成；由此而塑造的“文化习性”，是消愁补恨、复制团圆的内在机制。
中国戏曲与传统的“乐教”之“乐”，有着文化谱系上的家族血缘关系与传承关系，“大团圆”是“乐”之文化属性——“和”所型塑的景观；“中庸理性”的行动取向和对立转化的致思方式，是指导叙事、消弭冲突的“文化文法”。
概而言之，曲之为“曲”，是大传统文化的“乐教”观与小传统文化的民间趣味及其时代精神的高度综合体。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和合精神；中庸理性；文化精神Abstract: With the ciassicization of The Story in the West Mansion and The Story of the Pipa,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in Chinese ancient drama gradually took shape and finally turned into a leading formalist narrative mode. As a produc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worlds of art and power, this mode embodied “harmonization of propriety and music，，and “voice of peaceful rule” . Once classicized, the mode contained in itself a mechanism of duplication, production and regulation. Moreover, traditional“ethical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guaranteed and enhanced the realiz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 To be brief, Chinese drama was a high degree complex of the view of “music education，，in Chinese culture, local taste of folk convention and current mainstream tendency in those days.Key Words: Chinese drama; the winding up of happy reunion; spirit of harmony and union; reasoning of golden means; cultural spirit“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大致兴盛于元末明初之后。
才子佳人 大团圆——传统戏曲
摘要：翻阅中国古典戏曲名篇《牡丹亭》《西厢记》《荆钗记》，翻阅《赵氏孤儿》《琵琶记》《窦娥冤》等，我们不难发现“才子佳人”“大团圆”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大量出现在元明清的戏曲里。
本文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理念，从文化的角度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旨在客观地认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才子佳人”“大团圆”形式。
关键词：古典戏曲才子佳人大团圆传统文化俄国著名文学艺术家普列汉诺夫说：“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的心理。
”是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特定的社会风尚、审美倾向，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既是指文学的发展嬗变，也意谓审美的时代变迁。
宋元至明清时期，中国戏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勾栏瓦舍的出现与民间曲艺的繁兴两种条件的结合，使戏曲实现了说唱歌舞和扮演故事等多种舞台手段的综合，成熟的综合舞台艺术形式——戏曲，正式出现在中国艺术史上，并日渐繁荣。
如果说，在中国有哪一种艺术样式是全民的，体现了最为广泛的审美趣味和欣赏口味，成为从宫廷到文苑到市井到乡村一致爱好的对象，那就是戏曲。
戏曲因此在它的肌体中挟带了中国文化的众因子，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了解中国古代戏曲。
翻阅中国古典戏曲名篇《牡丹亭》《西厢记》《荆钗记》，翻阅《赵氏孤儿》《琵琶记》《窦娥冤》等，我们不难发现“才子佳人”“大团圆”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大量出现在元明清的戏曲里。
这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的特质。
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深层社会意识，尤其是社会心理，决定着审美趣味，并且审美趣味的深层社会意识充分蕴藏着由于历史、环境、遗传而贮存起来的心理能量和动力。
”可见这种“才子佳人”“大团圆”是中国古代文人、平民的共同需要和趣味。
“才子佳人”情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元明时期，已走向了发展的衰败时期，这期间的戏曲和小说，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
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的社会心理透视.
2005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Sep.2005第22卷第3期JournalofFurtherEducationofShaanxiNormalUniversityVol.22No.3古代戏剧大团圆结局的社会心理透视刘军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摘要“:大团圆”,,本文以时代的社会心理为切入点,“中和”为美的历史文化渊源,并从创作主体的方面,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在元明清特定,、重娱乐的审美接受心理方面结合戏剧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原因。
:;社会心理;创作主体;受众I207.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826(2005)03-0077-04收稿日期:2005-03-03普列汉诺夫说“: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的心理。
”“任何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2]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这可以说是[1]的”,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特定的社会风中国戏曲的特质。
“深层社会意识,尤其是社尚、审美倾向,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既会心理,决定着审美趣味,并且审美趣味的深是指文学的发展嬗变,也意谓审美的时代层社会意识充分蕴藏着由于历史、环境、遗传[3]变迁。
而贮存起来的心理能量和动力。
”可见这种从宋元至明清,无论从历史政治、社会经“团圆之趣”是中国古代文人、平民的共同需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来看,整个时要和趣味,即是受“社会心理”支配的,在某种代都产生了深刻的转型和变化。
宋代城市经程度上体现了大众文化的集体欲望和精神济渐趋繁荣,勾栏、瓦肆的出现,提供了听说力量。
书、看杂耍的大众娱乐的场所。
元代商业经一、民族传统文化心理济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城市人口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中,话本、说唱、戏剧艺术便得到进一步的它特有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及繁荣,满足了群众在勾栏瓦肆中的文化消费。
浅析元明戏曲中的大团圆模式
浅析元明戏曲中的大团圆模式作者：秦丹丹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11期摘要:戏曲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情节模式,这种写作模式在宋代大量涌现,于元代得到了发展,在明代时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本文试以几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其成因及时代的特殊性。
关键词:大团圆;形式;原因;比较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111-01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特有的一种模式,这种写作模式在元明时一派繁荣。
虽叙述内容,故事情节,气氛渲染有所不同,但结局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好人好报,恶人伏法,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一、大团圆的形式(一)借助明君、清官使得冤案昭雪,矛盾和解。
李行甫《灰栏记》中包拯智断争子案,将奸夫奸妇凌迟处死,海棠胜诉,母子团圆。
关汉卿《蝴蝶梦》一剧中皇亲葛彪打死平民王老汉,王老汉三个儿子替父报仇,误将葛彪打死。
包公做梦了解此案内情,并以其智慧设计救护,最终使其一家团圆。
(二)借助仙鬼、梦境等超自然的力量实现愿望。
遇上清官明君的几率太小,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希望在哪里呢?为了实现愿望,仙鬼等超自然的力量被虚构出来。
此类作品在元明清戏剧中也占有很大的成分,明瞿佑的《剪灯新话》一书中此类作品也不乏其数。
《长生殿》杨妃死于马嵬坡,但明皇对她仍念念不忘,最终爱情的力量使两个人得以共赴月宫在仙界团圆。
而实际上,历史上的杨贵妃是因为红颜祸水三军不前逼迫唐明皇赐死杨于马嵬坡。
(三)依靠科举及第,功成名就,皇帝赐婚得以圆满结局。
《西厢记》一改《莺莺传》中的莺莺被抛弃的悲惨结局,让张生考中状元并和崔莺莺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牡丹亭》中杜丽娘是杜府千金,家法甚严,只因梦而感与书生柳梦梅结合,才生生不已,但最后还是靠皇帝赐婚团圆。
二、形成大团圆模式的原因(一)元明时期的文化建构。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累面前,元明时期的文人在自己本身所处的时代环境之下对以往文化积淀进行自我选择,而这不仅源于自身的情感和价值所需,而且也由社会当时的氛围所决定。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现象分析
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摘要中国戏曲艺术在结局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传统文论观民族性格特征文化意蕴引言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艺术中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其产生渊源而言，它和中华文化尚圆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戏剧伴随着中华文化不断的发展，宋元时期趋于成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
当然，中国疆域广大，一方有一方之风气，地域文化差异极大，再加上不时的政治分裂，也就导致了戏剧形制的差异，譬如南戏于杂剧。
不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中国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共性，那就是对“大团圆”的结局青睐有加，喜欢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局面：坏人伏诛、好人得福、神灵显圣、天理昭彰、家人团聚、情人重圆……对于这一普遍性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并展开了讨论，或从国民性、或从悲喜剧的角度出发加以评判，或说其是毒瘤或者怪圈。
而本文拟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论观、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去探究中国古代戏曲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文论观戏曲离不开剧本，剧本的创作离不开文学。
所以“大团圆”式结局与中国文学自身追求“中和”之美的美学风范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态度有关。
（一）中国文学强调和谐、平衡、统一的美，即“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儒家文化大力推崇的美学规范，是指符合适中原则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庸之道进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的，二者在意义之上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
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方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上的融洽和谐。
论中国古代“大团圆”叙述模式的文化心理蕴含
中国文学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特点“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而且，叙事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佛家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相类，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小说、戏剧中充满了善恶报应的空头说教，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好人得善报，坏人得恶报，如才子佳人模式，惩恶除奸模式等等；又或者是指悲剧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如昭冤和解模式等等。
“大团圆”结局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呈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为广大接受者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从而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传统。
这种结局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本文从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和中庸的接受补偿心理及尚圆传统的心理分析大团圆结局的叙述模式，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丰富而传统的文化心理蕴涵。
一、统治者的政治心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对文化的控制自始自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为了闭塞文人之口，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绝对不允许有动摇统治阶级的文化出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文人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谨言慎行，小心翼翼来保全自己。
文学作品也同样，即便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是悲剧，也多是托古喻今，借古人古事讽今之不平。
比如，关汉卿写《窦娥冤》正是因为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有感于这样的黑暗现实才写出了《窦娥冤》这样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
但鉴于现实统治者政治心理，不得不让窦娥有一个平反昭雪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贯主张是文以载道。
而文以载道要求文学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挺长封建教化。
明代戏剧家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头的话点明了中国戏曲的精神：“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文艺教化观在宋明之后愈演愈烈。
中国古代戏曲大团圆结局
论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局贾振华【摘要】: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现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
以历史哲学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循环人生观是“大团圆”产生的心理基础。
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的重负哦古代戏曲与农耕文化传统中的安土、乐天、安居、乐业的观念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由于面对的主要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自然，故易养成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循环发展理念。
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和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惨结局，只是表达是非之心，爱憎之情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不是是非爱憎本身。
大团圆式为满足崇尚圆满的社会心理需求而创造的理想境界，它不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逼真再现。
把历史上不团圆改得团圆，并不表明人民以为世上本来如此，而只能说明他们希望如此。
【关键词】:悲剧;大团圆;矛盾冲突;圆美意识.【正文】: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即梦圆式、仙化式、复仇式、再生式、冥判式、敕赐式、调和式。
但熟悉中国古典戏曲的人不难发现，这七支“凤尾”是概括不了五花八门的“大团圆”的。
所谓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我国叙事文学多以大团圆结尾，明代以后的戏曲，大团圆几乎成为定规。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论文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普遍形态，“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
本文试从民族精神、儒释道传统文化、封建制度、文学功能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原因【Abstract】Happy ending is the common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i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 Chinese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reas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eatre form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appy en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nation.【Keywords】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reasons目录引言 (1)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1（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1)（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2)（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2)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3（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3)（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4)（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4)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试析元杂剧团圆结局的成因
试析元杂剧团圆结局的成因
韩晓莲
【期刊名称】《四川戏剧》
【年(卷),期】2007(000)005
【摘要】元代众多的杂剧作品，无论其反映的内容如何，但大多是以团圆结局收场，这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格局。
这种团圆可以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大团圆，应该包括正面人物有着美满的结局和理想的归宿之类：狭义的大团圆．则是指历经波折之后的亲人团聚、善恶有报等。
无论是才子佳人式的皆大欢喜．还是悲剧人物历经风波后．最终苦尽甘来或沉冤昭雪，最终都不脱离“团圆”的巢臼。
正如同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概括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结构模式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
始于离者终于台．始于困者终于亨。
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
矣!”形形色色的团圆结局形成了元代杂剧中亦悲亦喜、喜悲交融、苦尽必定甘来
的特有的构戏方式。
这种文学现象的形成．和我国的历史传统、作家和观众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主观情感以及由此衍生的心理期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页数】2页(P22-23)
【作者】韩晓莲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8
【相关文献】
1.论元杂剧《潇湘雨》大团圆结局的必然性 [J], 李世朝
2.浅析元杂剧《秋胡戏妻》的大团圆结局 [J], 侯晓丽
3.元杂剧负心汉戏团圆结局原因探析 [J], 张弛
4.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成因研究述评 [J], 葛琦
5.元杂剧大团圆结局成因研究述评 [J], 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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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存在的合理性——以《西厢记》为例
文化长廊 CulturalCorridor10教育前沿 Cutting Edge Education浅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存在的合理性——以《西厢记》为例文/张静怡摘要：元杂剧中大团圆结局大量出现，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特有的情节模式。
和谐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青年对自由恋爱的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于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的斗争的胜利以及剧作家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与批判；大团圆结局的形成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元杂剧蕴育滋养的结果，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的审美旨趣；民众接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愿景在元杂剧大团圆结局形成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大团圆；《西厢记》；封建礼教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代戏曲中常见的一种文学现象。
所谓“大团圆”结局是指在戏曲中的主人公历经各种坎坷磨难、艰难曲折、悲欢离合，而最终苦尽甘来、金榜题名、终成眷属，得到比较圆满的结局；某些悲剧作品中冤屈最终得以昭雪、善恶终有所报，也具有一定的大团圆性质。
我国元杂剧中大团圆结局尤为常见，对于杂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探讨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王骥德《曲律》云：“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而《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更是引发了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论。
《西厢记》是元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学界关于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戏曲的结局第五本即“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徐复祚在《曲论》曾说：“《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李渔和金圣叹几乎同样认为《西厢记》到第四本“惊梦”收束即可，崔张二人大团圆的结局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前人对于《西厢记》第五本的质疑的确具有可取之处，然如若从元杂剧所由生成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时代背景以及彼时民众接受的期待视野与审美愿景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崔张二人大团圆的结局或许存在某种合理性。
一在《西厢记》中，出于政治和家族利益，崔相国将女儿莺莺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
多重视域下的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研究
多重视域下的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研究作者：刘赵莹王军涛来源：《卷宗》2019年第12期摘要：中国古典戏剧的特色之一便是大团圆结局，元杂剧更是如此。
虽然大团圆结局因为种种缺点经常遭到人们的否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肯定大团圆结局所特有的优点。
汤显祖的传奇之作《牡丹亭》，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大团圆结局原来的模式。
本文主要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民族心理以及戏剧的结构等方面来分析。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交融；戏剧结构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明代传奇杰作，该剧以柳梦梅中状元、皇帝主婚解决了剧中的矛盾，最终也是夫荣妻贵来收场，这样的结局未能逃脱大团圆结局的模式，但它的奇特之处在于“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1]。
该剧的大团圆结局丝毫没有生搬硬套之感，而是给人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同时大团圆结局也更能够深化作品的反封建思想，肯定了杜丽娘、柳梦梅艰难曲折的斗争，也展示了“至情”的力量是无穷的，鼓舞人们为了自由和幸福而斗争，使得作品的意义得到升华。
1 传统文化的影响1.1 儒家文化的影响幺书仪在《谈元杂剧的大团圆结局》中说：“从元杂剧许多看来是生硬的大团圆结局中，可以看出它们在一个特殊的方面反映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观念怎样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和观众的欣赏心理。
”[2]文学艺术必然是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种文化，而这三种文化中当属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中庸之道”，这也正是儒家在汉代成为独尊之术的原因。
儒学主张和谐稳定的学说，儒家又以“中和”为美，所以在汉代以后，几乎历代统治者都尊崇儒学。
“中庸之道”体现在美学领域就是“中和为美”，中和为美就是中正的、和谐的就是美的。
一直以来，“中庸之道”的思想都深深地影响着世人，而且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文人的创作之中。
在戏剧的创作过程之中，我们很少会有像西方那样让人看不到希望的悲剧，不会有那种坏人得不到惩罚或者即是坏人得到了惩罚，但是好人也不一定就会得到好报的结局。
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成因
思想在他们 的作品 中表 现得尤 为
明显 。元 杂剧 “ 团圆”结构模 大 式 就 是 这一 思 想 直 接 作 用 的 结
乐观精神 之体 现 ，表 达 了对 正义 力 量必胜 的信 念 ，也是 封建文 人 逃 避现实 ，不 敢正视 现实 的痛 苦 的结 果 。因此 ，杂剧 家在安排 结 局 时 ，往往无 意识 地接受 着一 种 群体 的律 令。 同时 ，中华 民族又是 一个 最
外 的一个小段 落 ，多用 来交 待故 事 和连 贯 情 节 。 四 折通 常 是 开 端 、经 过 、高潮 、结局 。在戏 剧 理论 上 ，所谓结 局 ，是 指紧接 高
道家认为 ，世间万 事万物 皆
生 于道 。 《 子》 四十 二 章说 ： 老
“ 生 一． 生二 ． 生三 ． 生万 道 一 二 三 物 ” “ 物 负 阴 而 抱 阳 ，冲 气 以 万 为 和 。 老 子 所 说 之 道 即 “ 阴 ” 一
一
模式成熟 的重要原因 。
二 ． 杂剧 的 结 构 决定 例 如 元 “ 大团圆”的思想倾 向 元杂剧 剧本 由折 、楔 子 、题 目正 名 组 成 。元 杂 剧 以折 为 单 位 ，折 是剧本 的情 节段落 ，以一 本 四折 为通 例 ，超过 四折 的变体 较 少 。从现 存的作 品来看 ，尚未
雷 雀 失手
元 杂 剧 大 团 圆 结 构 模 式 的 成 因
七 百 年前 ，元 杂 剧 — — 一 种 新 的 戏 剧 形 式 在 民 间 文 学 的
高中论述类阅读：剧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团圆结尾。这种“大团圆”结尾的结构模式,其成因是多方面
高中论述类阅读 2019.1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古代的戏剧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团圆结尾。
这种“大团圆”结尾的结构模式，其成因是多方面的。
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吏治腐败深深地刺痛着报国无门的文人，于是大批公案豪侠剧面世，作家们用戏剧赞扬英雄、鞭笞小人，揭露阴暗、痛斥腐败，以此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愤懣。
然而，这种鞭挞似乎于现实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就把这种扶危济世的理想加以美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
以苦开头，以乐结束，用惩恶扬善的结尾，使戏剧洋溢出了浓厚大团圆色彩。
如《窦娥冤》中先借窦娥的冤屈揭露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结尾用窦娥的平反昭雪来表达贪官污吏受到惩治的美好愿望。
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就借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是元代文人自我心理调适的一种方法。
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被压抑的情感多少得以宣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在各种爱情婚姻刷作中得以实现。
如《西厢记》《倩女离魂》等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艰辛曲折之后获得团圆，表达了作者对礼教的不满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到了明清两代，思想文化专制愈演愈烈，许多作家把创作转向了神仙道化剧。
比如《宝剑记》和《鸣凤记》，尽管是反映沉痛的历史，最终都还是正义被伸张而邪恶被惩治，既批判了政治黑暗，也留了个光明的尾巴。
而婚恋剧（如《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则更强烈地反映了作家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戏曲与诗、词、文等雅文学不同，它属于市民俗文学的范畴。
戏曲能否搬上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观众态度的制约。
剧作家和演员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剧本来维持。
因而，戏剧作品更倾向于娱众。
中国的老百性大多善良厚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了冤屈难以讨回公道，舞台上善得善报、恶得恶果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心理的安慰。
他们不能接受好人的悲剧结局，容不得坏人没有恶报的结果。
他们需要舞台上的精神安慰，“如果连舞台上的一点正义的呼声都失去了，那么这些戏刷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
从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看当时知识分子的“白日梦”
从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看当时知识分子的“白日梦”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元明时期，已走向了发展的衰败时期，这期间的戏曲和小说，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
元明戏曲较大比例是“才子佳人”戏。
纵观这些“才子佳人”戏，结构模式大同小异。
那就是“公子落难、邂逅佳人、一见钟情、好事多磨、公子中举、终成眷属”为模式主线，讲述着一个个缠绵的故事。
一、“才子佳人”戏曲的结构模式反映着当时文人的内心世界。
《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
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
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
《西厢记》是一个纯粹的古代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崔莺莺和张君瑞的密约偷情，终成秦晋的凄美悱恻的爱情史，令几代读者为之迷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这出剧的中心主题，并成为千古名句，而小丫环红娘的名字，最后演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人士的代名词，广为传诵。
《琵琶记》说的是陈留遭灾，三年荒旱，蔡伯喈辞别新婚娇妻赵五娘赴京赶考，一去不返。
赵五娘挑起生活重担，侍奉公婆，克尽孝道，但虽有张大公相助，两老还是撒手人寰。
五娘卖发造坟，怀抱琵琶千里寻夫.蔡伯喈不仅得中状元还入赘相府，虽享尽荣华但内心深感不安，其妻牛小姐因得不到丈夫真正的爱也陷入苦闷之中。
赵五娘终于走进了牛府，蔡伯喈也认下糟糠之妻。
蔡氐一门得到皇帝旌表，这里似乎有一个美妙的大团圆，但他们演出的却是一幕深沉而凄婉的大团圆的悲剧。
《拜月亭记》取材于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
此剧主要写书生蒋世隆与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逃难中相遇，于患难中相慕相爱，私结百年之好。
后王父因不喜欢秀才，于招商店中不顾世隆身染重病，强行带走瑞兰，拆散一对恩爱夫妻，从此世隆、瑞兰断绝音讯。
蒋世隆之妹瑞莲逃难中与兄失散，被瑞兰之母收为义女，与瑞兰相见后颇为相投。
瑞兰携瑞莲在花园拜月，析祷夫君安康，二人始知本为姑嫂。
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成因
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成因作者：崔美子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9年第06期七百年前，元杂剧——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在民间文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开创了中国戏曲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个时代的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元杂剧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构模式，蕴含着深刻的人文背景和社会历史原因。
当代学者余秋雨曾经在《文化苦旅》中写到“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真正的悲剧，最终都会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
”在元杂剧中，不是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冤屈，也不是没有惨绝人寰的杀戮，更不是没有生死相随的爱情，但真正能够毫不掩饰地揭露血淋淋的悲惨现实，连一丝光明的希望都不留的“真正的悲剧”确实很难找到的，像莎士比亚式的“‘坏人’得不到好报，‘善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好报”的残酷的坦白，是元杂剧作家们根本不愿意为之的，他们往往会安排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以实现剧作家们惩恶扬善的理想。
为什么“大团圆”的结构模式自始至终伴随着元杂剧并在元代趋于成熟呢？一.“大团圆”是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的形成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所致。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道、释三教并存，它们的学说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宗法”思想。
首先，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道德长期占统治地位，具有了准宗教功能。
“和为贵”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
荀子说：“《礼》之敬文业，《乐》之中和也。
”“《乐》言是其和也”，“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和”是维护封建宗法的前提，“和”才能保持社会的平衡与和谐，我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人的世界观，绝大多数是属于儒家的思想体系的。
元杂剧的作者们也是受多年封建教育成长起来的，这种“和”的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元杂剧“大团圆”结构模式就是这一思想直接作用的结果。
道家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皆生于道。
《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兼论中国戏曲的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的悲剧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被称为"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结局形式在 中国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悲剧审 美趋向。本次演示将从符号象征论的角度，探讨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意义。
中国的悲剧大团圆，通常表现为主人公在经历一系列的困难和磨难后，最终实 现了某种形式的团圆或者和解。这种结局尽管在西方悲剧中较为少见，但在中 国的传统悲剧中却是一种常见的模式。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往往能给观众带来 一种深深的安慰和满足感。
从符号象征论的角度看，中国的悲剧大团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符号，它象征着 人们对和谐、团圆、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源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 面的因素。首先，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社会的和谐，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情。这种文化价值观在悲剧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形成 了大团圆的结局。
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大团圆结局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在悲剧 中，主人公通常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最终他们能够战胜困难，实现公正。 这种公正可能表现为个人的成长、家庭的团聚、社会的和谐等。这种追求公正 的过程和结果，也是符号象征论的重要内容。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 源——兼论中国戏曲的文化精神
基本内容
在众多文学形式中，“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普遍存在于小 说、电影等作品中。这种结局方式往往以一种合家欢乐、完美解决的方式结束 故事，带给读者无尽的想象与满足。然而，其背后的机制与文化内涵却鲜少被 深入探讨。本次演示将通过对“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其文化根源的探究， 进一步理解这一叙述方式在中国戏曲中的文化精神。
在众多中国古典悲剧中，大团圆结局往往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种结局强调人 类的美好品德和道德力量，赞扬坚持正义、舍己为人的精神。同时，它也满足 了观众对于善恶有报、正义伸张的心理需求。例如在《窦娥冤》中，窦娥经历 了重重磨难，最终还是得到了冤案得以昭雪的结局。这种结局不仅使观众得到 了情感上的满足，也强化了人们对于善良和正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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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卷第1期2019年6月新疆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Vol.35,No.1Jun..2019简论元明清戏曲“大团圆”模式及其成因封闪(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299)摘要："大团圆”模式是元明清戏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独特妁文化现象。
文章阐述了戏曲“大团圆”模式，又从观众的需求和戏曲商业性、“和”“圆”审美意识、悲剧“补偿”心理、儒家思想的影响及古代言情小说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了“大团圆”模式的成因。
关键词：元明清戏曲；"大团圆”模式；成因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588(2019)01-0088-04“大团圆”模式是元明清戏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戏曲的一大特色。
在“夭团圆”模式中，书生们经历种种磨难后金榜题名，然后和佳人终成眷属；在亲友甚至是鬼神的大力支持下，好人总会得到好报，坏人必定受到惩罚；蒙受冤屈的人即使丢掉性命,最后也会在清官或者皇帝的英明帮助下洗刷不白之冤。
戏曲中“大团圆”模式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追求圆满、惩恶扬善的心理诉求。
一、“大团圆”模式“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狭义指戏曲中的主人公或一家人经历悲欢离合，最后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广义上指应该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我国古典爱情剧本的固定模式是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密会幽期，私定终身,痴情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把家还;或者是落难才子偶遇贫穷女，然后结为贫贱夫妻，经历一些挫折和阻挠,才子进京赶考，必定会金榜题名，和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些作品遵循的都是“大团圆”模式，剧中一生一旦两个主人公，贯穿全剧，经历各种悲欢离合和困难阻扰,最后想尽办法也要得到“大团圆”的圆满结局。
女口《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死去数年仍然能耘重新活过来，从而实现全剧的“大团圆”；《娇红记》中的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住现实中受到阻扰，得不到美满的结局，于是选择一起殉情。
王娇娘的父亲将二人合葬,从而有了《合冢》和《仙圆》,让他们死后可以在天宫做夫妻，最后还得到封赏成为了仙官；《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死于马嵬坡，李隆基因思念成疾而死去，最后二人在天宫团圆了。
即使是被王国维称之为“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毫无愧色”的两大元杂剧中的悲剧作品《赵氏孤儿》和《窦娥冤》也遵循的是这种“大团圆”模式。
在《赵氏孤儿》中,最后奸臣被满门抄斩，忠义之士能够报仇雪恨并受到朝廷封赏，实现“大团圆”的结局。
《窦娥冤》中，窦娥蒙冤死去，结尾让她的魂魄见到自己的父亲，让父亲帮助自己沉冤得雪,并托付婆婆，从而实现“大团圆”。
宋代戏曲剧目亡佚不可考的甚多,元明清戏曲中许多有名的戏曲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加工、再创作的，有些则是根据传奇故事改编，如《西厢记》改编自唐代传奇《会真记》，《紫箫记》改编自唐代传奇《霍小玉传》。
还有些则是根据民间流传的一些传统剧目、传说和话本小说改编加工而成，如《琵琶记》改编自南宋南戏作品《赵贞女》，《荆钗记》改编自“钱玉莲被［收稿日期］2018-05-28［作者简介］封闪(1991-),女，江苏徐州人，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古籍整理与地方文献。
88封闪：简论元明清戏曲“大团圆”模式及其成因书生王十朋状元及第后抛弃，愤而投江”的民间传说，《牡丹亭》改编自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等c除了《牡丹亭》外，大多戏曲是文人剧作家将原作中男子中举后变负心汉的爱情悲剧改编成男欢女爱的团圆结局.如张生中状元后与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蔡二郎奉旨还乡，与娥皇女英一夫两妻;柳梦梅状元及第，奉旨成婚;张协中状元后，被宰相招赘入门.皆大欢喜。
总之，蒙冤而死的主人公必定会变成神仙再去报仇除恶，未能团圆的主人公必定能得到救助或者死而复生,结局一定是团圆的。
偶尔有些戏曲不遵循“大团圆”模式，如《鸣凤记》尽管没有脱离恶人有恶报、好人得好报的广义上的“大团圆”模式，生、旦两个主人公在第十五岀中就死去了，通常会被认为是打破戏曲“大团圆”模式的典范，但是这种例子相当罕见，绝大部分戏曲都遵循了“大团圆”模式，这其中有着复杂的成因。
二、“大团圆”模式成因分析（一）戏曲的商品性和观众的娱乐需要一方面，戏曲本身具有商品性。
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文化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兴起了专门为说书、杂耍等娱乐活动提供的场所——勾栏和瓦肆。
元代人口集中的大都市中话本、小说和戏曲等大众娱乐发展兴旺。
无论从演出空间，还是从时间上来看，戏曲的创作和演出都具有商品性，故而戏曲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和喜好,市场欢迎“大团圆”的喜剧，戏曲就要多写、多演圆满的结局,如李渔带领自己的戏班子奔走于各个权贵之间，将戏曲作为一种商品进行销售，用“大团圆”模式更好地实现戏曲的商品性;另一方面，戏曲要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为了迎合观众的娱乐需要,讨得人们的喜欢，戏曲演出就要避免过于悲痛的情节和剧目，尽量上演过程波折但结局圆满的剧目。
“为了适应人们’愉悦’的需求,要让到勾栏看戏的人们得以’解颐’”，故而戏曲作品中多“大团圆”结局，即使现实和逻辑不可能实现“大团圆”结局，也要生搬硬套地凑成“大团圆”结局。
（二）崇尚“和”“圆”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是影响和熏陶国民精神，培育人们的心理最普及、最广泛的途径之一。
所以，’大团圆’结局将中国人的目的心理表现得最典型C”一方面，中国人对于“和”有着非比寻常的渴望，元明清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就是在“和”的观念指导下生成的产物。
人们对于人和事有着一种终极关怀，无论是现实，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希望能和谐美满,表现在戏曲中就是主人公化解戏剧矛盾的方式取材于现实中人们的人际关系的处理c《西厢记》中的白马解围、莺莺失身、老夫人认可等推动情节转变的事件，都是剧中人物利用人情、脸面等资源化解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圆”有特殊的执着。
对于“圆满”有特殊的追求.，并且有浓厚的尚“圆”习俗，任何事物都希望得圆满，如圆圆的馒头和包子,过年过节一定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家庭才可以美满。
"百•事希望圆满是根深蒂固的世俗心理”，这种崇尚“圆满”的观念深深影响到戏曲等文艺创作活动和观众的审美倾向，观众渴望看到圆满的结局，作家要迎合观众的这种情感期待，即使不符合实际，也要创作出一个“夫团圆”的结局，这种“大团圆”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它不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再现,而是寄托着美好希望的载体。
（三）观众和文人的“补偿”心态元明清戏曲中独特的“大团圆”模式一是可以反衬出“大团圆”背后的悲剧属性，二是“大团圆”背后具有的反悲剧性。
中国人在崇尚“圆”“和”的同时，更加重视结果的圆满，而不是过程的曲折，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和目的意识，注重“善始善终”，强调要“慎终追远”。
人生在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立言、立德、立功,做这一切“生前事”就是要赢得“身后名”，并且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凡事爱问“后来呢”“结果如何”，一定要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观众在看戏曲时，就一定要看到圆满的结局，不然就不开心、不满足,喜欢看少悲多喜、小悲大喜，并且一定是始悲终喜的“大团圆”结局。
如果结局太过于悲惨，人们就会难以接受、情意难平，并想方设法89第35卷第1期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6月进行修改和完善，对悲剧有强烈的“补偿”心理c 对于观众来说，如果到了结局依然没有圆满，甚至会要求戏曲演员改变剧本重新演绎，故而戏曲演出中绝大部分是“大团圆”的结局c对于文人来说，普遍的人生追求是“学而优则仕”“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元代废除科举，不重视文教，文人地位低下.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在戏曲中用圆满的结局来弥补现实的缺憾。
弗洛伊德认为，文艺本质上是被压抑的性本能冲动的一种“升华”。
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c作者和读者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人生理想，则通过戏曲的“大团圆”来间接得以满足。
（四）儒家思想影响戏曲中的“大团圆”模式既是中国人追求圆满的民族心理的体现，又是长期以来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结葉,戏曲中较射的是中国文人特有的文化心态。
儒家讲究入世，文人如果在现实中无法施展抱负，在戏曲甲也要让主人公帮助自己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团圆"孫求。
同时，儒家讲究“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体现在戏曲创作中就是将戏剧中的矛盾有机统一,尽量避免一种因素压过甚至抹煞另一种因素的情况，故而就要让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相互交织、有机结合，用快乐的结局冲淡前面悲剧的影子，让作品不会岀现大悲或者大喜，从而呈现出“悲欢沓见、悲喜相乘”的结构及“大团圆”的结局，追求情感的理性和谐，达到传统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效果。
随着儒学的发展，在元明时代表现为宋明理学对戏曲的感情倾向的影响，在清代则是理学和朴学共同作用于戏曲创作，雅俗共融。
•（五）古代言情小说的影晌中国古代小说成熟早于戏曲，戏曲的题材和审美倾向都受到了小说的影响。
戏曲题材很多直接取材于小说，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沈既济的《枕中记》等唐代小说中均刻画了读书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后来的戏曲内容继承了这一文学主题，表现文人醉心科举、沉迷功名的作品依然很多。
虽然元代科举不兴，明清科举显现岀更多的僵化现象，但这并不影响读书人对于科举功名的90追求,科举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文艺意识和社会追求，才子佳人也成为戏曲长盛不衰的题材，金榜题名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就成为戏曲的一种固定模式。
纵观唐宋元明清小说作品，“大团圆”结局在小说中所占的比例和数量非常可观.如同是爱情题材的《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就和《柳毅传》《李娃传》等“始困终亨”的喜剧结局故事数量大致相当。
明清时代的市民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大团圆”的结局，如“三言”“二拍”等。
戏曲取材于古代言情小说，继承了小说“惩恶扬善”的感情倾向和言情小说的“大团圆”的故事框架。
可以说，古代言情小说的“大团圆”故事框架为戏曲的“大团圆”模式“导夫先路”，同时也为“大团圆”模式下的戏曲作品定下了“大团圆”的感情基调。
三、结语纵观我国古代的戏曲创作，元代只有少数的作家创作“大团圆”戏曲，其剧本也大多依托于对前人戏曲的改编和遗憾的补偿。
到了明中叶以后，“大团圆”模式成为明清两代玻曲创作的主流，作品数量大大增加，戏曲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大团圆”模式通过大胆的艺术想象，反对封建社会的压抑和打击，疏解人们内心的郁愤。
“大团圆”既成为一种模式，不免纵于“情”而昧于“理”，有模式僵化的弊端。
因此，对于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要辩证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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