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

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转自：心理学报199804作者：高岚申荷永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广州，510631高岚申荷永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布雷德和墨菲等人，都曾表示过他们的一种共识：认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中国。

实际上，许多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其理论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确实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卡尔?荣格和其分析心理学便是一个例证。

1维尔海姆的影响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Kirsch）博士，在1994年8月访问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Wilhelm）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

实际上，荣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曾经明确的表示，“维尔海姆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1]而维尔海姆所给予荣格的启迪，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启迪；维尔海姆对于荣格的影响，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影响。

荣格在20年代初期便结识了维尔海姆，那正是荣格自己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

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的分裂，使得荣格面临许多压力。

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理论的根基，来帮助他整理自己的研究，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抗衡他所面临的压力。

1923年，荣格曾专门邀请维尔海姆来到苏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乐部”中，介绍与评论中国的《易经》，介绍与讲解中国文化。

荣格与维尔海姆广泛地讨论了中国文化的意义，讨论了西方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

使荣格感到惊讶的是，在维尔海姆看来，西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

维尔海姆认为，荣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与探求的无意识心理学，正是中国文化思想或中国文化心理学中所固有或所包含的东西。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示：“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

”[2]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

”[3]荣格深深敬佩于维尔海姆的“汉学”，以及他对于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

荣格曾经说过，我甚至不能用“影响”一词，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与维尔海姆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维尔海姆完全是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

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

2荣格心理学的秘密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

荣格和维尔海姆把他们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一书，称之为“中国生命与生活之书”，也便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之理解的一个侧面。

而这里的“生命与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心理学”。

CaryF.Baynes在《金花的秘密》一书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心灵必须依赖于科学，将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向导；而科学也必须转向心灵，来寻求生活的意义。

这就是《金花的秘密》所展现的观点。

通过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共同努力，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理解和欣赏，能够在许多方面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东方的智慧。

在《金花的秘密》中，这种东方的智慧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描述，而置之于心理学的体验之中”[1]。

《金花的秘密》本身，对于荣格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在《金花的秘密》中，也包含着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秘密。

1938年，当《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荣格在其序言中写到：“我的已经去世的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维尔海姆将本书的原稿送给我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刻，它对于我的研究尤为重要，正可谓雪中送炭……维尔海姆送给我的这本书稿，帮助我从困境中走出……这样，这本手稿，至少是在这一阶段，为我提供了来发表我的一些关键性研究结果的好机会”[2]。

借助于对维尔海姆翻译的评论，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全面展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吸收。

实际上，他的评论，几乎占据了全书一半的内容，是《金花的秘密》最具特色的部分。

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对道家练功时，通过坐禅和沉思，在体内出现的一种神秘光感，它会导致一种精神的顿悟，一种智慧的升华。

而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的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

在其独特的评论中，荣格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欧洲人试图理解东方时的困难”。

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却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生命和生活，或者说是透过生命和生活的理解。

因此，荣格提出了他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

以其分析心理学为基础，荣格着重分析与评价了“道”和“太极”的概念，以及“道”的现象和思想。

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荣格说：“我的评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1]。

在《金花的秘密》中，荣格和维尔海姆都是用一种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的。

这里所给人的启示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心理学为背景，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

3《易经》的启迪荣格在接触维尔海姆之前，便已经接触了《易经》。

但是，当他得到维尔海姆的译本时，他认为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开始理解《易经》。

荣格认为，在《易经》中，包融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

尽管《易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从未变得陈旧，而是历久弥新。

荣格是重体验和重实践的，他认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易经》的理解，也是通过其切身的体验。

从1920年开始，荣格便自己动手，对《易经》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和分析。

1923年，当荣格邀请维尔海姆在其主持的苏黎士心理俱乐部讲演的时候，荣格曾请求维尔海姆当场演示《易经》中的预测方法，以及《易经》中对人格的分析与描述。

实际上，荣格以“内倾”和“外倾”，分别配合以“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四种心理要素，组建与完善其八种性格类型的时候，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其与《易经》中太极阴阳和四象八卦的内在联系。

荣格曾经这样来评价《易经》，他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

”[1]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

通过《易经》的帮助和启发，荣格提出了他的“共时性原则”（synchronicity），并将这种“共时性原则”，作为其分析心理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基石。

荣格说，我自己在对无意识心理学的研究中，发现因果原则在解释一些无意识心理活动和过程时是不充分的，这就促使我寻求另外一种解释的原则。

在英国学者保罗?戴维斯的名作《上帝与新物理学》一书的第六章：“精神与灵魂”中，作者将荣格的一段话作为该章的“导引”；“我就是相信，人类自我或曰人类灵魂的某一部分，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法则”[3]。

荣格深信，心理现象，必将遵循着一种有别于物理法则的法则。

“共时性原则”是荣格对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观念的理解，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道”的体验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结束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此时所感觉到的。

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的本质，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意义中去”[4]。

荣格读《老子》，是在体验老子；荣格之与“道”，也是其切身的体验和感受。

而“道”，这个中国文化中最为神奇的概念，也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一种内在的基础。

荣格曾一度隐居于苏黎士波林根他自己设计与建筑的塔楼，身着“道袍”，身体力行于中国道家的“生活”。

他认为维尔海姆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而他自己实际上也有了这种认同和实践。

事实上，唯有这种认同，唯有这种同化，也才能够获得一种真正的理解。

荣格说，“道”的状态就是世界之初，事物还无所谓始。

这种状态正是大智大慧者所努力取得的状态。

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

这样，中国的“道”，与荣格无意识心理学的研究，就有了内在的联系，就有了自然的切合。

荣格的《心理类型》（1921）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他自己曾这样来叙说他撰写此书的原因和动机：“这本书始自我需要界定我自己的观点不同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的各个方面……于是它便把我直接引导到中国的‘道’的观念上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到了自性的时候，我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5]。

荣格曾于1935年在伦敦做关于分析心理学的公开演讲，当时与听众们进行讨论的时候，荣格讲述了这样一番话：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

荣格认为，即使是在中国的古代，也有着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的逻辑，与流行于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东方思想的一个关键。

在荣格看来，能够表达中国这种独特原则的，就是“道”。

5荣格之后的发展中国文化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荣格本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与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同时，他也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荣格之后，分析心理学仍然在发展，而且仍然表现着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

1995年8月，我们曾受邀前往瑞士苏黎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

与会者超过500人，来自世界各地，表现了目前国际间分析心理学或荣格学者的强大阵容。

尽管这些分析心理学家遍布世界各地，其各自所使用的语言和研究兴趣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却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追求。

大部分荣格心理学家，都是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作为自己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

在托马斯?科茨博士领导下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曾把与中国的交流作为分析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1994年他与名誉秘书长斯坦（MurrayStein）博士等访问中国，1995年斯坦博士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会刊》的第15期上，发表了“分析心理学与中国”一文，高度评价了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中国的访问和进行的交流，称其为“荣格心理学与中国之间的一次历史性事件”[6]。

在正统的分析心理学之外，荣格心理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那就是“原型心理学”：以对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心理学研究为主，旨在突出荣格的后期思想和其深层心理分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