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及改革开放

鲁迅的“拿来主义”与中国的“改

革开放”

喜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伟大成果,重温鲁迅的《拿来主义》,禁不住思绪万千。本文拟

从几方面谈谈笔者的体会。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以崇高的使命感、拳拳

的爱国心和敏锐的洞察力,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媚外求荣、欺世惑众的“送去主义”——卖国主义,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口号,在思想理论战线树立起了一面鲜艳的爱国

主义旗帜,解决了怎样对待人类文化遗产这一重大社会问题。

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上,鲁迅先生认为,首先必须“拿来”,实行“拿来主义”。而“拿来主义”首先要“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来’!”要敢于去“拿来”；不能做“徘徊不敢进门”,不敢“拿”的“孱头”；不能做为“保存自己的清白”,而“放一把火烧光”的“昏蛋”。其次, “拿来主义者”要善于“挑选”,即会“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并“自己来拿”。对“抛给的东西要坚决抵制,对“抛来”的东西应一律拒绝。其关键在“拿来”之后,根据“拿来主义者” (国家、民族)的利益之所需,取舍自便——“弃去蹄毛,留其精粹” (鲁迅语)。其方法是：“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而决不是良莠不辨、兼收并蓄,做“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第三,就是创新,推陈出新。这是“拿来主义”的目的,尤为重要。

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鲁迅独创的“拿来

主义”,不仅对研究前天的中国,指导昨天的中国有其可操作性,而且对今天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并将对来来的中国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

其实, “拿来主义”这一概念,虽是鲁迅先生的独创,但并非是先生忽发奇想的产物,至少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总结了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古代史,近百年的近代史尤其是旧民主主

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的。

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也曾有过多次鲁迅式的“拿来”举措。而每一次“拿来”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时的经济,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早有改革开放的措施,如实行郡县制, “书同文”、“车同轨”以

统一度量衡等；至于秦始皇派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这无疑是“走出去”的大动作,秦始皇的主观动机及此举的消极影响,本文不论。

汉代,张骞两次西域之行即是如此(诚然,武帝派张骞出使的原始意图是利用大月氏对

匈奴有报复之意,欲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率众一百余人进发西域,中道被俘,囿居匈奴十余年,但他始终保留汉节,后终得机率众脱逃,历尽艰险东归,此次西行,客观上传播了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资料(见《史记?

大宛列传》)。第二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率将士三百人西进,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沟通了西域。汉与西域各族各国通道打开之后,东土与西域,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从此,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之间,联系日益密切。西域作物,如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又据新近考古发现,胡桃属中国原产)等，陆续向东土移植。此后的制糖技术、佛教、佛教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等,也由中亚传经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汉代中国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中原地区的高超冶炼铸造技术、先进生产工具、精美工艺品等也源源不断传到西域各国。正是这种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撞击交流,加速了东西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笔者认为,张骞通西域后的西汉社会,形成了自秦统一中国后第一次较大的开放局面。

唐代中国,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无疑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改革力度最强和开放

程度最大的时期。唐朝开国之初,国家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改革措施。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颁布“均田令”,实行“租庸调法”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改元贞观,李世民继位为太宗,他“以史为镜”,提出“贵民轻君,去奢省费,轻徭薄赋,运用廉吏”的主张,并广纳善听, “居高思坠”, “居安思危”。后经几代帝王苦心经营；到开元八年、九年,出现政局稳定、百姓乐业、经济繁荣的局面,使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关于唐代社会的对外开放,只要看看唐朝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即可见一斑。唐朝统治者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重视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由于国力强盛,各国使臣、商

旅、僧人、学者不断来到中国,聚集唐都长安及洛阳等大中城市,使唐代中国成了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形成了“万国来朝”的局面。唐朝与朝鲜、旧本的交往: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派大批学生来唐留学。仅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一次归国的新罗(今朝鲜、韩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多达一百零五人。唐玄宗亦派使臣经学家刑寿出使新罗,传播唐文化,使唐文化广泛渗透于新罗各领域,唐?白居易诗在朝鲜、韩国至今仍广为留传。朝鲜、韩国等城市、园林建筑现在还多少保持唐代遗风。如今朝鲜平壤练光亭上仍悬挂着用汉字书写的楹联：“长城一面溶溶水，大野东头点点山”。当时,日本也多次派大量留学生和十九次派遣唐使来中国。今日本国正仓院现存的中国唐代文物(如瓷器、法器、乐器等),即是唐代中国与日本广泛交流的历史见证。唐代中国方面,对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大者当推鉴真和尚,他把戒律、建筑、雕塑、医学、书法等传到日本,尤其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唐代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玄奘和义净来进行的。他们沟通了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地区的关系。玄奘西行游学,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归长安,从印度取回佛教经典六百五十七部；译出经论75部, 1335卷；并将旅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我国西部、中亚一百三十八个古国的山川、物产、宗教、风俗和政治经济情况。义净在唐高宗时出国留学,十余年后回到洛阳,取回经、律、论等四百部,与此同时印度等国僧人来中国译经,唐朝方面亦组织人学经、写经,在繁荣佛学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后来的中国经系书法。由于梵文随之传入中国,推进了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音韵学著作。唐朝僧人守温还摹拟梵文的语音体系,择定了汉语三十个字母,使之成为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始依据。

此外,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北非各国都有广泛的交往,互通友物,交流科学、文化信息,促进了亚、非社会的进步。

综上,不难看出,盛唐文化的形成,与唐代中国的统治者对外开放,大量“拿来”——引

进外来文化、宗教等密切相关。实言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宗教文化(儒、佛、道教文化)史,而这种文化的形成自春秋战国至晋、唐,历经漫长岁月,谱写过许多精采篇章,但盛唐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最光辉的一页。

因此,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上任何一次卓有成效的改革,都必须以解放

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任何一次对外开放,都必须以相互交流为前提,亦即必须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