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解放

中国妇女解放

由于发韧期和发展期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妇女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问题, 不是单纯的生理意义上的性别问题。它主要是个社会问题, 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心理等方方面面。

如果没有社会思想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更新, 没有整个民族的争自由、求解放的胜利, 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年妇女解放理论的构建、阐释与传播,都是由活跃在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的仁人志士们来进行、完成的秋瑾、孙中山以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瞿秋白、毛泽东等等, 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鲁迅就曾对妇女解放运动作过精辟论述“我以为妇女应该不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 而不断地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男子, 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 ⋯⋯至于女子, 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 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四’这是对当时

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的精辟分析,为妇女解放理论的构建提出了正确的思路。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是男女双方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以实现婚配, 它作为伦理规范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中。千百年来,这种包办的婚姻断送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幸福生活, 酿造了无数殉情的悲剧。作为对当时西方民主思想的召唤的回应, 世纪初中国妇女要求解放的第一声呼号便是婚姻自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走出封建家庭的牢笼, 走向社会, 参与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队伍中去。

从新中国成立到年代末, 中国进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无论在主观或者客观方面,都出现了不同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 这些新情况无疑地影响和制约了妇女解放理论的构建。妇女解放理论建构的主观条件主观条件是指妇女解放理论构建主体的地位、理论素养及其思想状况与工作状态等等。过去中国人民没有得到解放, 妇女解放理论构建主体也无法获得解放, 所以只能从被压迫的社会地位来论妇女解放, 只能从理论上去探讨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必然性、可能性以及具体的方式和途径等等。新中国成立后, 过去的理论已付诸实践, 理想变成了现实, 在此基础上思考妇女的进一步解放, 必定是充满了自豪、自信激情。其次, 妇女的解放既已成为现实, 那么, “进一步解放”的重点自然就转移到如何通过人民民主政权这个杠杆, 把解放成果落实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即将妇女解放的思想与理论转化为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法律、法规、政令、政策, 最终体现为全社会每一个劳动妇女的权利与义务。再次, 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与世界各国交流的频繁开展, 妇女解放理论的构建者们的思路已不仅限于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还同时思考世界妇女的解放问题不仅在总结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 也同时思考这些经验的世界意义及其输出的途径与方式, 与当时普遍存在的体现为对整个世界革命的关注的所谓“国际主义心态”和“全球一片红”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激情相呼应。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妇女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 首先要面对的是历史的规定性和承载着历史传统的现实性——国情。随着国家、民族和阶级的解放, 妇女作为一个受压迫深重的群体也同时获得了解放。因为中国社会和整个当代的人类社会一样, 是从遥远的父权制社会中走过来的。由父权制社会产生的男女性别上的不平等长期存在着, 而且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这种不平等不断被强化。在人们反对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斗争中, 妇女一直是作为重要的群体参与到斗争之中。

但她们往往被告知必须把争取妇女自身权益的斗争与争取国家、民族、阶级权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要让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追求服从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整体利益, 因为只有这样, 妇女的权益才能够争取到, 妇女解放的追求才能实现。

现在, 当国家、民族、阶级解放的斗争任务完成之后—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 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整个社会进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构建也相应地揭开了新的一页, 即开始为使妇女从父权制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而奋斗了。在此过程中, 依然要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复杂情况。仅就国际而言, 西方的女性主义是无法绕开的, 因为在今天这种信息化时代不可能关起国门来解决自己国内的性别平等问题。西方女性主义为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包括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比我们先走了一步, 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是,我们是在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 才开始把妇女解放理论研究向解决性别矛盾转型的, 即我们与西方女性主义者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 所处的思想、文化乃至经济的平台都是不同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反封建主义的胜利, 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此外,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对男女两性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 甚至有自己的关于两性也称阴、阳两极的哲学。这意味着我们在解决性别平等问题时, 必须有符合我国文化传统的自己的思路。

父权制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曾长期存在, 但作为一种政治的、伦理的制度, 由于各国历史的、文化的背景的差别, 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就我国而言, 父权制所约束的范围, 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体现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宗法制, 其主要精神就是嫡长继承制。在这个制度中, 无论“嫡长承袭”也好, “别子为祖”也罢, 作为女性的姐和妹都是被排斥在宗法的系统之外的。又如古代的《士婚礼》是关于男女婚嫁的规范, 其所规定的内容基本上是以男子为本位。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大戴礼记·本命篇所说的“五不娶”、“七去”等规定。。前面说过西方女性主义对性别矛盾以及如何实现性别平等等问题的研究十分具体和深入, 其理论成果中不乏值得借鉴之处。但由于彼此历史的和现实的语境的差异, 又由于彼此的立场与观点不同, 对同一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往往相去甚远。例如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本质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戈尔·卢宾就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不在社会经济制度, 而在“性别制度”。只有改变这套包含着人类再生产的各个方面机制的性别制度, 社会性别压迫才能得到解决。

那么在当下阶段我国妇女解放理论的构建该如何进行？

1·妇女解放的问题不能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这一总体情势中剥离出来, 孤立地解决。相反地要依托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去实现。理由很明白任何妇女都是社会的成员、国家的公民, 其任何权益的保障与实现都不可能仅仅在妇女范围内进行。 2·知识经济的来临给妇女实现在社会劳动中男女平等提供了极好的契机。知识经济重知识、重智慧而轻体力, 它将使男女体力上的差别无法体现为劳动能力的差别, 为女性向男性挑战与竞争提供了广阔的舞台。3·法制完善和道德建设有助于从思想和行动上制约男子对妇女权益的侵犯, 为实现妇女的性别解放提供制度的和伦理的支持。总之, 和一切社会理论一样, 我国妇女解放理论的构建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实际的国情出发, 通过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