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研究综述

柳永研究综述

柳永，字耆卿，北宋著名词人，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柳永对宋词的深远影响，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是硕果累累。薛瑞生《柳永的被理解与被误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提到，新世纪伊始，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柳永热”，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近几年，柳永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现将有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柳永词的题材内容与风格的分析

目前学术界一般把柳永词分为两种，一类是为士大夫填的雅词，一类是市井传唱的俗词。谢慧明《柳永词之“雅”、“俗”考辩》（《群文天地》2012年第24期）一文对柳永词进行了深刻剖析。谢文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对柳永词的评价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从俗到雅俗并存再到以雅为主。柳永词的俗主要表现在描写女性大胆意识和下层歌妓的言行，多用俗言描写市井之事并不符合宋代文人雅士的审美，被视为轻浮。文章分析《雨霖铃》一词，认为柳永词用俗言却不落俗套，词中感情自然流露，使读者感同身受，艺术造诣高超，可谓之雅。孙雪霄在《以赋为词：柳永的市井之“俗”》（《河北学刊》2011年第一期）一文中提出了对柳永词雅俗兼备原因的独到见解。孙文认为，柳永出身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却屡试不中，长期与市井人物相处，对雅俗之别不像其他文人一样泾渭分明，而是具有一种朴素的平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柳永作词时不避俗，甚至有意趋俗，作品中充斥着大量俚语。这一点也跟北宋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蒋金芳《柳永词社会内涵研究》（《剑南文学》2013年第1期）指出，宋代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俗文化，这种文化是繁荣的经济和膨胀的市民阶级促生的。

对柳永词的内容的研究，葛蕾《也谈柳永歌妓词中的情感》（《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分析的很有代表性。葛文将柳永的歌妓词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歌妓本身为主体，或描述歌妓的美貌，或展示她们的内心世界，第一次向社会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歌妓这一社会群体，勾画出形象鲜明的歌妓群体。另一类以词人为主体，表达词人对歌妓的思念、追忆，情感真切，感人至深。文章还提到在柳永的一部分词对男女情事和床笫之欢的描述极为香艳露骨，难登大雅之堂，而这也成为上层士大夫不齿柳永的一大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柳永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几年对柳永的豪放词研究却大有进展。王立厚《柳永才是豪放词的创始者》提出柳永在词作风格、意境等方面对豪放词的问世和风行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苏、辛派豪放词人提供了经典创作模板。张爱良《温婉背后的豪情》（《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对柳永豪放词的特点做出了概述：意境壮阔高远，以景写情；思想旷达感情沉郁悲壮，有感而发；用词简练有气骨，炼字讲究。

二、柳永思想人格的探讨

对柳永思想人格的评价是柳永研究的一个热点和焦点，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许璟璇《雅俗异势下的角色错位与困境突围》（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一文谈到，柳永的人格精神与当时的整个社会时代是充满矛盾的，他渴望成为士大夫阶层，却屡试不第，尽管写下了鄙弃功名的词作，但骨子里仍是且乐太平的，长期的市井生活冲淡了他身上的士大夫气息，他代表的新兴市民阶层意识与当时的士大夫价值取向大相径庭。柳永的超然，实际上是郁郁不得志的无奈。

薛瑞生《柳永的被理解与被误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一文对柳永的思想人格进行分析，薛文认为，柳永的思想人格是复杂的，而对他的研究与评价陷入了棒杀与捧杀两种极端；察柳永应察其全，不能偏执一端，肆意涂抹。薛文反对将柳永研究小说化，人物脸谱化，认为将柳永塑造成一个完人不利于柳永研究。薛瑞生对柳永思想人格评价为“殆不出儒家规范，却又不划地自囿，如此而已”。柳永是市民文化兴起潮流下催生的一个词人，也仅仅只是一个词人。

三、关于柳永的比较研究

柳永是词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朱晓凯《柳永与苏轼的师承关系》（《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3年第8期）谈到，柳永、苏轼、周邦彦分别代表词学发展的三个高峰，柳永作为第一座高峰，奠定了宋词的生命基调；苏轼的革新和周邦彦的“集大成”则将宋词的地位提升到与诗相提并论。关于柳永词对苏轼的影响和比较研究，周华旭《浅谈柳永词对苏轼的影响》（《神州》2012年第23期）一文提出东坡词受柳词影响颇深，对柳词进行了继承和开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鲜明的主体意识，柳词注重大量使用“我”，注重自我感情的抒发，开拓了词境。二、高远开阔的意象，柳词一部分作品意境开阔，隐有豪放之气，东坡词更是豪迈之气充盈于词作之间。柳词与东坡词其实殊途而同归。

周邦彦作为婉约词的集大成者，常常被提出来与柳永进行比较研究。顾琳磷《柳永与周邦彦词的比较探析》（《学理论》2011年第23期）一文对柳、周二人的比较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柳、周二人同为开拓型词人，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柳永更像一个开荒者，而周邦彦是收获者，柳永开拓了词的意境和手法，周邦彦则集众家之长于一体，使词的表现方式更丰富。柳永作为世俗文学的代表，灵活性更强，而周邦彦则书卷气浓厚，稍囿于格律，这也和他集大成者的身份是分不开的。李宇《浅析柳永与周邦彦词作之异同》（《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3期）一文认为柳、周词作同中有异，异中存同。柳永与周邦彦都曾出没于青楼楚馆，相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词作出现大量艳情，二人都擅长于化腐朽为神奇，但周邦彦长居官场，写词含蓄委婉；而柳永深处市井，词作不避讳，直抒胸臆，更为坦荡。表现手法上，柳善白描，周善勾勒，相同的是二人都精通音律，为后世词作开辟了道路。

柳永在词作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宋史》却并未为他立传，而野史矛盾颇多，这给柳永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目前柳永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信不久的将来，柳永研究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