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摘要：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钱钟书；周易；围城；修辞观；文化阐释

钱钟书先生学通古今，自幼熟读经史，深得《易》理之精髓。无论他创作小说《围城》时的文心独运，还是他有关语言修辞和理论阐释的文艺批评，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文化解读，都与他对《周易》这部古老经典的深刻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周易·渐》卦与《围城》之关系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名字出自《周易·渐》卦，这是大有深意的安排，当有某种文心与义理潜存于中。

小说里有方遯翁用《周易》为即将出世的长孙占卜吉凶的情节。以此推测，其长子鸿渐出生时，方遯翁想必也少不了一番这样的思量，不然他就不会用“鸿渐”为儿子命名了。《周易·渐》卦云：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此卦六爻的位象，生动展示出一只鸿雁不断寻找栖息处所的动态过程。所以

有研究者将此种爻象与《围城》的结构联系起来思考，寻求两者的对应关系。如认为“鸿渐于干”（鸿雁飞向岸边），对应小说的第一章，指方鸿渐由欧洲坐船回国，并在香港短暂停靠；“鸿渐于磐”（鸿雁栖息于磐石之上），对应小说的第二章，指方鸿渐在上海的生活；“鸿渐于陆”（鸿雁飞到了山丘或山顶），对应小说三、四两章，言方鸿渐在老家和上海之间的往来；“鸿渐于木”（鸿雁落在树枝间），对应小说第五章，指方鸿渐穿越闵赣林区进入湘西的旅途；“鸿渐于陵”（鸿雁飞到丘陵地带），对应小说六、七两章，谓方鸿渐终于到达湘西背山小镇的情节；“鸿渐于陆”（鸿雁飞到了山顶），对应小说的八、九两章，指方鸿渐与孙柔嘉二人离开三闾经桂林到香港再回到上海的旅途，因从桂林到香港乘的是飞机，意味着道路更广阔高远。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进一步把《渐》卦每一爻的所有爻辞都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完全对应起来。比如，称九五“妇三岁不孕”“似可寓意汪太太和刘、范小姐等或遇人不淑或耽误了青春”等。①由于这种对应研究过于机械、琐碎，难免有画地为牢之嫌，故有学者不以为然，甚至否定《周易》与《围城》之间有思想上的联系，认为《围城》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以地点的变换来结构全篇的构思模式，应归结为作者对十六世纪中期以后流行于欧洲的“流浪汉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但是，如果不过分的执着于《渐》卦爻辞与小说情节的机械对应，我们就会发现，《渐》卦的义理与《围城》主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确实反映出作者文心的独特和寓意的深远。

关于《围城》主题的探索，不论是夏志清所谓“人生孤立与隔膜”，还是陈平原的“梦想局限”说，抑或是解志熙的“人生困境与存在勇气”论，均根源于对《围城》里几处具有解题性质的台词的解读。一是储慎明曾言：“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局。”再则是苏小姐的发挥：“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②总之，如杨绛给电视剧《围城》题写的片头词所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而关于《渐》卦，最早的易传《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以女子出嫁循礼渐行可获吉祥，来象征渐进方为君子处世之道的义理。根据这种传统的解说，方遯翁对儿子方鸿渐寄予的是“有功”、“正邦”的愿境；但方鸿渐留学归国后工作、爱情、婚姻上的一次次失败，无疑是对这种愿境的一种绝妙的讽刺。

依照解经家把“渐进”作为《渐》卦主旨的解说，可以发现，从“干”到“磐”、到“陆”、到“木”、到“陵”、再到更高的“陆”，《渐》卦六爻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鸿雁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更是人不断发现新的目标和希望，不断追逐而又永不满足的生存境况的真实写照。这与《围城》里人与城堡的比喻何其相近，正所谓一山望着一山高，每一个山头都是人自我建造的一座城堡，出城进城的困惑反映的是人无处可栖的焦虑和痛苦。这种人生的困惑来自于梦想和现实的差距。爱情的向往是美好的，而婚姻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方鸿渐婚后曾经感慨：“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

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③不论是人还是事，梦想中的“这一个”绝非是现实中的那一个。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钱钟书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一段著名评论：“当知木石因缘，徼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④宝黛之一往情深尚且如此，梦想和现实的乖违实在难以避免。人无法于现实之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超凡脱俗乃是人类不可抗拒的希望和梦想。所以储慎明说：“不管他鸟笼罢，围城罢，象我这样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⑤超脱的人才不怕围困，可作者“从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⑥多数人无法超脱于围城之外，于是得不到的欲望与得到后的失望之间没有间隙的交替轮回，遂成为芸芸众生的永恒之痛。

二、源于《周易·文言》的文学修辞观

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围城》的独特魅力不仅仅表现在它构思的精妙、意蕴的深邃，还得力于钱钟书匠心独运的遣词造句和奇巧新颖的精辟妙喻。对文学表达和比喻修辞的重视是钱先生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修辞立其诚”是《周易·文言》里的一个传统文学理论命题，钱钟书对此命题进行了极富新意的阐发，以表达他的文学表达论和修辞观。他说：

文艺取材有虚实之分，而无真妄之别，此一事也。所谓‘真妄’，果取决于世眼乎？抑取决于文艺之自身乎？使取决于世眼，则文艺所言，什九皆世眼所谓虚妄，无文艺可也……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其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盖必精于修词，方足立诚；非谓立诚以后，修词遂精。舍修词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⑦

钱钟书于传统文论强调作者心性修养和创作态度之外别开生面，转而强调修辞本身的价值，充分肯定文学语言表达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他所讲的“修词”，并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格，而是泛指一般的文学表达。当然，能达到某种特定效果的文学表达方式逐渐固定下来之后，它也就变成了一种修辞格。如“比喻”就是钱先生十分重视的文学修辞格之一，他反复强调“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⑧。

钱钟书在对《周易正义》的研究中，生发出了他关于“比喻”修辞的两个核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