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国理论治国

思想建国理论治国

人的思想不能脱离身体而存在，同样，身体没有了思想也就成为了行尸走肉，有时候思想高于身体，有时候身体或说身份又决定思想的高度，所以，两者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知行合一通俗点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不断地思考问题，又要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

大部分人是先有行动后有理论，还有一部分人是先思考后行动，能思索和行动同时进行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芸芸众生，大多忙忙碌碌地生活，很少又时间沉静下来想一想，人生没有思索最终只会空过。

文化，是一个国家屹立在世界之巅的根本，文化的渗透力比任何经济的渗透力都更持久，更惊人，在唐朝之时，四海臣服，看看周边的小国，从韩国到东瀛，再到东南亚，有多少国家到现在还保留着唐朝时的遗风？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和魔力。不解放思想，不开放文化传播，想成为世界强国，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可以说，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心思想，确实符合天下读书人心中的道德规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更是每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学子的最高行为准则。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话放到今天，依然闪烁耀眼的光芒，而且还可以指导每一个人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老子以及其道家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等众家思想百家争鸣、相互抗衡，交相辉映，它们都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做人做事，以道家的拨乱反正、功成身退的思想避世，以佛家的济世为怀、万法皆空的思想出世，从而达到人生的圆满境界。

但是真要就儒家、道家和佛家对人生的指导意义下一个结论的话，应该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慧眼观红尘！

在经过五四和文革，中国的传统美德和道德信仰被扫荡一空，以德治国对现在的国民素质来说，是空中楼阁，我觉得或许在法治国严格约束人心百年之后再提以德治国，才符合中国的实际。十年浩劫，让中国的发展倒退三十年。但十年浩劫对思想的禁锢，会让中国一百年不出师，对中国复兴的影响，甚至更长远。

在当今社会：西学日盛，国学衰退。国学不兴，何以强国。但从施教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进行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的时期，学说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

荣，也迎来了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儒、墨、道、法几家学说，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其实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学说。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自此以后儒家的学说成为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奠定了官方思想的正统。

儒学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严重冲击，远至秦“焚书坑儒”，近至近现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新文化运动。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中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如何让传统文学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中国文学自古有海纳百川取长补短的文化理念，可以以传统文学与现代合一形成互补，成就现有文化学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代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