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

论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价值和意义不平则鸣，现在大多意指受到委曲和压迫就要发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这一观点出自于韩愈《送孟东野序》，文章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创作口号，其中富含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这既是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他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肯定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送孟东野序》一文中共用三十八个“鸣”字，盛世、乱世皆有能“鸣”者，列举的数十位著名先贤中，坎坷困厄、穷而不达者居多。而这与韩愈本人的遭遇也是相同的，《送孟东野序》的写作缘由即是因为“东野之役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作此序“以解之”，“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韩愈对于孟郊的凄惨境遇深表理解和同情，激励“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穷者孟郊“不平则鸣”，这是对孟郊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自己郁郁不得志的郁闷心情在此也得到“不平则鸣”。

作者韩愈本人一生几经官场风波、仕途坎坷数十载，“不平则鸣”是他总结先辈的经历、结合自身困窘生活和社会现实感悟出来的。结合他的作品和生平，韩愈的“不平则鸣”不仅表现在为自己及友人不幸“鸣不平”，也是在为国家和下层的人民“鸣不平”。韩愈一生积极入世，但却出淤泥而不染，经常直接批判、讽刺社会现实的黑暗，具

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大我”意识。《杂说四•马说》深刻揭露黑暗制度和昏聩的执政者埋没人才；《论天旱人饥状》全盘托出惨苦民情，直言要求停征赋税，为民请命。

韩愈“不平则鸣”论的价值和意义不止在当时，更是在于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北宋欧阳修进一步发展了“不平则鸣”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见解，认为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结合对韩愈“穷苦之言易好”的理解，欧阳修还分析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坚持理想、不满现实的优秀诗人或被贬谪、或遭流放，更贴近自然，与风云鸟兽草木虫鱼建立起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探其奇怪”；其二，穷窘困厄，怀才不遇，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深微的世态人情。王安石在《哭梅圣俞》一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

南宋陆游也对“不平”之气进行了阐述，并提出“悲愤出诗人”的见解，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鲜明的现实精神。“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陆游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事例：“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又指出本朝一些诗人遭际：“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黜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不止在宋代，就连此后的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不少文学家都对次发表过不少观点。李贽就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指出：“太史公曰：

《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而再远一些的钱钟书先生更是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提出：“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司马迁的‘愤’就是‘坎壈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进一步拓宽了这条“不平”之路。

上承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后启欧阳修“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承前启后，这一理论，乃至这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这些理论一脉相承，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