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与她的神经症理论

霍妮与她的神经症理论

曾茂春

摘要：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她将神经症置于文化和

心理的二维标准，认为神经症的基本结构是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对基本焦虑的不恰当的防御方式使得个体与他人和自我关系的失调，并最终导致神经症的产生。基于对人格倾向和神经症的理解，霍妮提出了自己的治疗目标和步骤。

关键词：霍妮；神经症理论；人格倾向

一、霍妮生平及学术思想

（一）生平

凯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1906年进入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191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霍妮先后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卡尔·阿伯拉罕及弗洛伊德的虔诚信徒汉斯·萨奇斯，接受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1917年，霍妮发表了她的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1918年霍妮成为一名精神分析临床医生。1920年到1932年间，她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任教。1932年，为了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霍妮接受了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弗兰兹·亚历山大的邀请，离开柏林来到美国，并担任了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两年后，霍妮任职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在该所任教并训练精神分析人员，创办诊所、开业行医。在此期间，她著书立说，培养学生，宣传她的思想，直到1952年去世。

（二）学术思想

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人物，她继承了弗洛伊德传统精神分析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法，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扬弃。她的社会文化神经症理论就是在批判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37年出版的《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是霍妮的第一部重要代表作，标志着她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的自己的独特思想。在本书中霍妮引入了社会和文化因素来说明和解释人

的心理和人的精神疾病，认为神经症的驱动力量不是先天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人际关系失调所形成的。她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而忽视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倾向。这一思想在后来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及其他专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这一基本前提和基本取向的批判,使她的理论和传统的精神分析发生了偏离,也正是由于她的理论的社会文化定位改变了整个精神分析的方向。

虽然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理论采取了全面批判的态度，但她并没有彻底抛弃弗洛伊德。她认为，弗洛伊德提供的基本原则仍然是自己前进的基点，她推动的仍然是弗洛伊德的事业。她曾说“如果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大量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做的就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如果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种基本的思想倾向,它涉及的是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行为表现的各种方式,使这些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精神分析。”[1] 由此可以看出，霍妮的神经症理论的形成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继承、批判和发展。霍妮的主要著作有：《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1937)、《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以及由其弟子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

二、霍妮的神经症理论概述

（一）神经症的标准及其含义

1、文化标准

在霍妮看来，研究神经症必须首先确定什么是神经症，即判断神经症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她认为，神经症这一概念既有心理的含义，又有文化的含义。对于什么是心理健康或什么是正常人，对于什么是心理疾病或什么是神经症，首先“应用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的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合拍。”[2]

霍妮把社会文化看作是人的心理行为的决定因素。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及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因此，对神经症的起源也必须到环境中去寻找。神经症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文化环境，而其中的人际关系障碍是造成神经症的关键因素和直接原因。霍妮指出，文化人类学家的大量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着不同的心理行为模式，在某种文化背景中看似正常的心理和行为，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也许是反常的，反之，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反常的心理与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也许再正常不过。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等也会有不同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因此她认为，要理解神经症，就要考虑到人的生活环境，考虑到神经症的文化内涵。弗洛伊德正是因为忽视了文化因素，导致他不能对形成神经症的真正原因的正确理解，这也正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表面上具有无限的潜力，但事实上却在走向死胡同的……主要原因。”[3]

2、心理标准

霍妮认为，神经症的文化标准极为重要，但仅有这一条却并不充分。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偏离了文化中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并不具有神经症，以及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却在表面上其行为方式完全符合现存生活模式的多种情况。因此，要判断个体是否具有神经症，还必须有另外的标准，即心理标准。

她认为，从神经症的人格结构来看，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具有两种共同特征，即僵化的行为反应和内在潜能与实际之间的脱节。所谓僵化的行为反应是指神经症患者缺乏正常人的那种能够根据不同情境做出不同反应的灵活性;内在潜能与实际的脱节是指当一个人具备了必要的天赋与潜能，现实中又具有发展的可能条件，但此人仍然无所作为，表现出可能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霍妮同时指出，僵化的行为反应及潜能与现实的脱节这两种一般特征仍然是表面的，还应当深入到神经症的内在动力系统作进一步的分析。她认为，从神经症内在的动力系统来看，所有的神经症共同具有的两个基本因素就是焦虑和抗拒焦虑的防御机制。这两个因素既是一切神经症的基本因素，也是一切神经症的驱动力量，他们构成了神经症患者复杂的人格结构。

3、神经症的定义

根据文化的和心理的双重标准，霍妮把神经症定义为:“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善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他叫做神经症。”[4]在霍妮看来，神经症主要有两种:一为情境性神经症，一为性格神经症。霍妮比较重视后者，因此在本文中主要讨论的神经症亦主要是指性格神经症。

（二）神经症的基本结构与发展过程

1、基本结构

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性格的基本结构是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按照她的观点，敌意产生于人际关系的失调或人际关系障碍。这种障碍往往可以追溯到神经

症病人童年的家庭关系中，尤其是亲子关系。在童年期，由于儿童本身的无能感，他必须依赖于成人满足他的各种需要。如果父母未能给予子女温暖和爱或者给予子女的是虚假的温暖和爱(霍妮称之为“基本罪恶”)，就会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使儿童对父母产生敌意，霍妮称之为“基本敌意”。对父母的敌意又导致儿童产生深深的恐惧感和内疚感，儿童不得不压抑这种敌意从而产生了焦虑，这种焦虑被霍妮称为“基本焦虑”。敌意和焦虑都会投射、泛化到外部世界中。因此，当儿童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时，他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无助感、孤独感、威胁感，最终结晶成一种人格态度。霍妮认为，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焦虑和敌意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方总是引起和加强另一方。

2、发展过程

霍妮认为自我有四种形态,真实的(可能的)自我、理想的(不可能的)自我、被鄙视的自我和实际的自我。真实的自我是人格成长的核心力量,是人与生俱来的潜能,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可能实现的自我,它实现的程度与方式相当多的取决于外部环境。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因无法触及真实的自我,故而发展出不切实际的美好的理想化形象,即理想化自我。实际的自我是我们的实际存在状态,乃是“力量与软弱,健康与神经质的混合体”[5]。由于实际的自我肯定无法达到理想化自我的水平,因此,产生了被鄙视的自我。

在霍妮看来，创造理想化自我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步骤。当神经症患者的人际关系恶化时，他的焦虑感进一步增强，内心冲突更大，神经症驱力的强迫性也就越强。这时，他不再是一个驾驭者，而成了一个被驾驭者，他失去了自信心，力量感，他感到茫然。他常常需要一种支持，一种认同感，使他感到自己的意义和重要，于是他致力于创造一种理想化自我。通过理想化自我，神经症病人可以消除他的内心冲突。他把解决冲突的方法加以理想化，将那些缺点或短处隐藏起来或者加以修正和美化，使他们不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创造理想化自我的过程还会进人他们的实际生活，表现为神经症病人，这时会努力去实现理想、完美的形象，并在行动中表达他、证实他，因此自我的理想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广泛的驱力，驱使个体去追求完美、病态的野心以及报复性的胜利，霍妮称之为“寻求荣誉”。随着神经症的发展，在理想化自我的支配下，神经症患者一方面会沉溺于理想自我的虚幻想象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自我，这两种自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结果是他的自负系统受到伤害，进而引起他对现实自我的憎恨和鄙视，从而导致神经症病人的人格发生分裂。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矛盾冲突以及童年早期人际关系的失调，导致个体安全感的丧失而产生了基本焦虑。个体为了减轻焦虑而建立了一套人际防御策略，这些特定的行为方式不仅没有减轻焦虑，反而使自我陷人更强烈的焦虑和更深的冲突之中。于是个体又为了解决矛盾和冲突创造了理想化自我，理想化自我又导致新的冲突和矛盾产生，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个体越来越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使他

失去了发展的自发性、真实性和建设性，最终导致神经症的形成。

（三）神经症的人格倾向

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一书中，霍妮概括出神经症的三种人格基本倾向:朝向人的倾向反对人的倾向和背离人的倾向。每种倾向背后都有一种基本焦虑，第一种倾向后面的焦虑是孤立无助，第二种后面是敌对性，第三种倾向后面的是孤独。此外，这三种人格倾向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是混合存在的，其中某一倾向占主导地位，其他倾向居从属地位。

1、朝向人的运动

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对于别人的爱、接受和赞同有明显的需要，平时能完成生活的目标。但如果生活受到阻碍，就产生焦虑和依赖性，好冲动，缺少辨别能力。这种人具有自卑感，认为谁都比自己更有教养、更聪明，他们好自责，易受别人意见的摆布。在爱情方面，他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情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他们往往把爱情当作摆脱不安全感的手段。

2、反对人的运动

具有这种人格倾向的人把周围的敌对视为合理的，时刻准备与他人搏斗;他从不相信别人对自己的感情;他的基本需要是控制他人，让他人为自己服务、他的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超过他人、击败他人，一切个人的爱情、友谊和交际都是为这目的服务，因此，他从未爱过和同情过别人。

3、背离人的运动

当一个背离别人时，他既不想从属，也不想竞争，只保持孤独，他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别人都不能理解自己。霍妮指出，正常人也有独处和孤独的需要，这不属于病态。当一个人的孤独具有否定的倾向;一味排斥他人的影响时，才叫做背离人的运动。这种人以孤芳自赏的形式追求优越，但他的病态的优越感并不充实，既与他人疏远，又与自己疏远。因此，他不能确定自己是什么，不知自己爱什么、恨什么、希望什么、怕什么。

霍妮认为，尽管这三种运动是神经症患者用来应付焦虑和克服冲突的基本方法，但由于这些方法自身的矛盾及其与现实的矛盾，它们不但不能解决焦虑和冲突，反而适得其反，形成僵化、刻板的人格模式。

（四）神经症的矫治

霍妮认为,神经症是一个随自身的动力产生的过程,以它无情的逻辑将人格中越来越多的领域包围,它是一个滋生冲突,随后产生解决冲突需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距离真实的自我愈来愈远,最终危及人格的成长。考虑到神经质人格的严重性,对它的矫治是不可能根除所有问题的,只能帮助患者逐步克服困难,走上更具建设性的道路。因此,治疗的目标是帮助患者寻回真实自我,正视自己的内心冲突。另一方面,患者的神经症来自于人际关系的病态,而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会受此影响。因此患者可能会无意识地顺从、攻击或回避治疗者及其观点。所有这些,构成整个治疗的阻碍力量。主要矫治步骤如下：

1、认知与体验真实自我

精神分析的本质是“通过自知帮人找到自我方位的道路”[6]。尽管存在许多阻碍因素,治疗的第一步仍然是帮助患者了解这一切发生的内在机制与过程,即“自我分析”。对于真实自我的认识不仅要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还应该深化到个体的行为与心理活动之中即体验真实自我,它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让患者意识到阻碍自身成长的力量的具体作用方式在特定生活中的细节表现;其二,不能使患者对自己的情况仅仅停留在理性的认识表层,而应深入其情感体验之中,只有真正体验到阻碍力量在自身的毫无理性的全面冲击时,才能真正明白这种无意识力量的力度与强度。

2、走上实现真实自我之路

在推翻错误倾向之后,给患者灌输积极的观念,诱发其建设性力量。建设性力量来源于:患者认识到内心挣扎及其不幸后果、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不断增长的渴望以真实自我引导生活的成长意愿;患者对内心自由的偶尔体验和对这种自由的更大向往。真实自我与自尊体系之间的激烈交锋会使患者的神经症症状交替转换、起伏不定。建设性力量与神经症驱力的对抗在治疗后期使患者面临治疗中最大的障碍,即霍妮所说的“核心内在冲突”(central inner conflict):患者是继续残留在理想化形象、虚假的信念、非现实的自尊编织的光环中,还是坦然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有能力极限的凡人,而且我还有自身独特的心理障碍,但是成长的希望还是有的”[7]。然而,核心内在冲突的解决并不是全或无的,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甚至有时是伴随患者一生的拉锯战。

霍妮认为,通过治疗达到一种完满的健康状态是不可能的。完满的健康状态是机能充分或自我实现。它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它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指导我们的治疗和生活。霍妮意识到,绝对的好是好的障碍,她告诫大众,不要因为我们无法达到完满的健康就放弃我们的努力,追求成长的努力对生命而言本身就内置价值和意义,一个人想要真正的成长,必须在洞悉自己、坦然接受自己的同时又有所追求。

参考文献：

[1] [3]【美】卡伦·荷妮著.陈收等译.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2] [4]【美】卡伦·荷妮著.陈收等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5]【美】卡伦?荷妮著.陈收等译. 精神分析新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6]【美】卡伦?荷妮著.陈收等译.自我分析[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7]【美】卡伦?荷妮著.我们内心的冲突[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