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风尘中的徽商

历史风尘中的徽商
论文类别：历史
摘要：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杰出的商帮。

以其巨大的物质财富，塑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镇的商业品质。

徽商通过独特的，亦贾亦儒的文化自觉，使自己从众多的商帮集团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徽商也将自己的商业资本转化为精致的文化创造，因此卓然独立的徽州文化至今仍薪火不熄。

然而，徽商的一片繁华，并不能挽救其过于倚重封建势力的庇护而导致的悲剧命运。

本文将结合历史事实，逐步分析徽商的产生、发展、兴盛、衰落。

徽商发展史
一徽商的诞生——徽骆驼
“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

大鄣、昱岭雄其北，浙岭峻其西；大鳙、白际户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

路皆鸟道，凿险缒幽。

”
在过去的年代，徽州人在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中，其经商的先天条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下，精明的徽州人将目光投向了新安江这条黄金水道。

历史上，在大工业诞生以前，木材的运用遍及各行各业。

那时，徽州山区森林覆盖面积大，木材产量丰富。

徽商们便将木材沿着新安江开始了最初的异地贩运。

在这种简单的贩运过程中，徽商们赚取了他们的第一桶金。

随着徽商的资本增加，他们开始涉及更多的领域，已获得更高的利润。

走贩，囤积，开张，质剂，回易逐渐成为徽商获取商业利润的主要手段。

在这个阶段，徽州商人逐步进入了劳动资本的阶段。

（日本学者藤井宏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说：“依靠自己的劳动，渐次积累的资本，这是商业资本最原始的形态之一，称之为劳动资本。

”
伴随着劳动资本的不断发展，徽商开始出现了商业资本的雏形。

在明清两代，开当铺逐步成为徽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胡适：当铺是早年的一种银行。

）当时徽商所经营的典当，在经营管理上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内部分工明确，管理有条。

初步具备了运作资本的能力。

当时，徽州当铺里的店员被称为“朝奉先生”，随着称号逐步普及，江南人则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而在江南人的发音中，“老大”与“骆驼”同音。

这样，一批靠着
走贩的商人们，掌管了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徽州典当行的发展，顺应了当时中国金融发展的趋势。

明初，明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典当。

至明朝中期，逐步放开，徽州商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劳动资本向商业资本转换，有着宽松的政策保证，顺利的实现资本转换，其次，明代的利率低于前朝，这样有利于徽州典当行顺利的开辟典当市场，赚取较多利润,所以，徽州典当行的发展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必然性。

）
二徽商成功的原因
胡适先生对徽骆驼的成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徽商们走贩遍及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徽饼，还有绳索。

徽饼一路充饥，而‘出门身带三条绳，万事可以不求人’身背的背囊坏了，绳断了，或者是扁担断了，都用的着绳索，必要时还可以用来上吊。

徽州人这种吃苦耐劳，破釜沉舟的信念让他们在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成功打下自己的基业。

这种主观上的进取精神和自强精神是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

“红顶商人”在徽商成功中的作用
徽州商人称雄商界数百年，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势力往往左右着徽商们的道路。

徽商采用官商结合与“黄山大狱”有着重要联系。

（见附录）该案震撼了徽州大地，徽州商人从此后将结交官府作为商业经营的信念。

他们认识到：“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才能在忍气吞声中求得发展。

”
随着官商之间关系的发展，徽商逐渐将盐业作为其主要的盈利手段。

那么盐的利润究竟有多大？据史料记载，清朝前期盐的收购价格二三文，三四文不等，而与此同时，盐的价格确扶摇直上。

这表明，盐商和官府所赚取的利润不断增多。

以淮盐岁引一百四十万引计之。

当有一千两百万两之利。

这样巨大的盐利，除了一部分纳税于朝廷以及供奉给各级地方官吏，其余部分则全都成了盐商的垄断利润。

巨额的利润让徽商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从而成为富甲一方的“红顶商人”
徽商便凭借着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成功的雄踞中国商界达三百多年之久。

三徽商之败
“荣枯有数，”“盛衰有常”本是事物发展的法则，但任何事物，其盛也绝非无由，其衰也必有其因。

随着盐商资本的发达，清王朝对盐业的课税也日益加重。

尤其是在赈济，助饷，捐输的名义下的勒索，更是层出不穷。

据史料记载：从清初到乾隆年间，两淮盐税增加了5倍，到嘉庆年间，又增加到十倍。

而频繁的助饷，更是耗费惊人。

（见附录）
盐商们面临着如此沉重的负担，纷纷抬高销售价格，然而，过高的价格导致了私盐泛滥，垄断多年的行销市场逐渐被私盐侵蚀了。

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盐法改革这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徽商盐业。

盐法改革，即实行票盐法，新法打破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局面，徽州商帮受到致命一击。

至此，徽商在两淮盐业市场里彻底败落。

当盐业难以维系之时，徽商仍旧凭借茶叶，木材苟延残喘。

然而，随后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摧毁了徽商的根基。

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大幅度增加茶税。

徽茶成本剧增，与此同时，外国茶叶大量返销，整个茶叶市场受制于洋商。

伴随着茶叶税的增加，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与茶叶税相似，整个徽州商帮在重税之下，再也无力生存了。

1881年，胡雪岩集所有资金，囤积蚕丝，与洋商决一高低，然而确无人响应。

胡雪岩“举一人之力与之旗鼓相当”终成为徽商在历史风尘中最后的绝响。

（在徽州商人所经营的实体经济逐步遭到瓦解的过程中，其下的当铺等金融产业也逐渐没落，这既与徽商资金不足，难以维系有关，也与当时中国的金融大背景有关。

中国的票号经营理念落后，长期依赖政府资金经营的丰厚利润，营业网络狭小，，随着外国银行的强有力竞争，最终丧失了其主要的汇兑业务。

其次，票号自身资力较弱，，面对较少的资本，既没有采取股份制来积聚资本，也没有将历年的利润积累起来充作积蓄。

在资金来源方面严重依赖外国在华金融机构的拆款。

在授信方面，只注重个人信用贷款，不积极采用抵押贷款，积极扩大信用规模，却不采用新的授信方式。

票号依靠这种经营模式，是自己最终受制于人，一旦波动，便导致支付危机。

第三，国外新式金融机构利用中国法制，金融体系落后，在中国制造了“上海金融风潮”“贴票风潮”“橡皮股票风潮”对中国钱庄，票号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损失巨大，迟滞了中国金融也的发展。

在这种金融大背景下，徽州商人也不的不接受票号没落的现实，最终退出了中国金融界）
附录：黄山大狱
明代天启六年(1626)，奸臣魏忠贤一手制造的”黄山大狱”冤案，将徽商吴养春害得“资尽命亦尽，人亡家愈破”。

吴养春是歙县西溪南人。

万历、天启年间，吴养春的商业北到京津，南达两浙，许多商埠都有他的店号。

经营项目有盐、典、钱庄、珠宝、绸缎、木材等，家资累万，寓堪敌国。

吴养春富名太盛，终于引起了魏忠贤一伙的注意。

天启五年，明廷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工程动工，魏忠贤遂以助工为名，制造冤案，敛财肥私。

原来；养春父时佐拥有黄山山场2400亩，长养木材。

时佐死后，吴氏兄弟为这片山场拆产一事构讼，当时曾有一半入官之议，但留中未下，不成现实。

这时，魏忠贤一伙便唆使吴氏家仆吴荣罗织罪名，旧案重提。

天启六年闰六月，吴荣控告吴养春的“罪状”有二：一是所谓“家资巨万，为富不仁，一向结交缙绅，霸占黄山，砍伐树木货卖年久，获利何止数十万两……近因大工肇兴，采取黄山木植应用，养春胆敢遣家丁文节到京打点，停寝采木旨意”；二是所谓“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

同年八月，北镇抚司奉旨：“吴养春赃银60余万两，著行抚按照数追解。

其山场木植银30余万两，工部即差官会同抚按估价解进，以助大工。

山场地2400余亩，并隐匿山地，拖荒地土未收册者查出升科，尽归朝廷，不得仍前隐瞒。

”吴养春原以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无非是榨他的银子，于是便出手大量银两去打点。

不料，同年十二月，魏忠贤即派其爪牙工部主事吕下问来徽州府“办案”，下令通邑富户科派，勒逼承买山木、山地，限期缴纳银两。

不仅如此，吴养春及其儿子、亲族共8人，还被作为“钦犯”，由锦衣卫拿送镇抚司，下了大狱。

吴养春原有百万家私，其下狱之初，妻汪氏为了救他，四处托人说情，不惜钱财，要1千给1千，要1万给1万，等到抚按追解时，家私已去大半。

殊不知这样做，犹如挑雪填井，到头来还是人财两空——吴养春及其儿子在狱中被拷掠身死(入狱者8人，只有3人生还)，其妻汪氏最后被迫投环自尽，两个女儿也相缢而死，老母气绝身亡。

助饷清单
乾隆三十八年，平定大小金川，捐银400万两。

乾隆五十三年，用兵台湾，捐银200 万两
乾隆六十年，镇压苗民起义，捐银200 万两
嘉庆元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捐银700 万两
资料来源
《徽商》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部总馆F729.4249
《中国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本部总馆F832.9088
《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本部总馆F83.9198
若干徽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