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对..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董广才丁星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内容摘要：帕尔默文化语言学是一种将意象作为其核心概念的关于语言文化范畴的理论，它是在认知语言学、博厄斯语言学、人类文化语义学和人类言语文化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可以应用到许多与语言相关的领域。

本文通过分析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构建，探讨其对翻译的启示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试图为翻译过程中的意象再造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图示；意象
The Implications of Palmer’s Cultural Linguistics in
Translation
Ding 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Abstract: Palmer Cultural Linguistics is a linguistic cultural theory which makes imagery as its core; it develop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Boasian linguistics, ethnosemantics (ethnoscience) and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It is an effective linguistic theory which coul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in many fields relating to language.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and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Palmer Cultural Linguistics in the course of translation, and tri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study by making use of it.
Key words: Palmer Cultural Linguistics, schema, imagery
一、引言
帕尔默（Gary B. Palmer）是著名的美国语言人类学家，他是第一个用“文化语言学”（“cultural linguistics”）这一名称来命名理论的人，而他的专著《关于文化语言学》（“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Palmer, G. B., 1996) [1] 也成为西方语言人类学和语言文化研究论著中第一部集中论述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专著。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将意象作为其核心概念，意象是其理论中的精髓部分。

他认为利用意象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层次的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内心世界和思维模式。

帕尔默所致力的语言人类学主要起源于三种理论：博厄斯语言学（Boasian linguistics）、人类文化语义学（ethnosemantics ；ethnoscience)和人类言语文化学（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他认为，这三种理论本身就十分重要，如果它们能够与认知语言学综合起来，那么一种新的理论——文化语言学就会出现了，它可以更合理地结实人类学家在文化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语言学现象，因而帕尔默还将它称为“文化意义上的关于心理意象的理论”（“a theory of culturally defined mental imagery”），也就是“有关语言学意义的文化理论”（“a cultural theory of linguistic meaning”）。

(Palmer, G. B., 1996:4)[2]
二、帕尔默文化语言学
究竟什么是文化语言学呢？文化语言学是这样一种理论：它对语言和文化暗含着广泛的，它注意民族知识并依靠人种论和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它所关注的语言和文化的领域同以上所提到的人类学的理论所感兴趣的领域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建立在语言学现象基础上的认知的视角。

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有许多基本的原则和观点，我们下面就研究以下其中主要的几点：首先，帕尔默将“意象”（“imagery”）作为其文化语言理论的核心概念，同时意象也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有关心理意象的基础理论。

它们试图利用各种相关的意象概念去探寻说话者是如何使用言语的，而听者又是如何理解言语的，这些意象概念包括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象征性符号（symbol）、意象图示（image-schema）、原型（prototype）、基本范畴（basic category）、复合范畴（complex category）、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和社会情态（social scenario）等等(Palmer, G. B., 1996:46)[3]。

单词的惯常的含义大多都是由与其相关的意象形成的，这些意象还是认知模式的主要成分，而认知模式的特点基本上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单词的含义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我们就可以说，所有的意象都是有文化构成的，在文化环境所形成的认知模式中，意象形成并且严格地过滤了认知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单词的意义。

意象或者是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或者是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融入其中的。

因此，当一些认知模式被激发并汇聚在一起时，某些情景或某些对话模式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

由于各种不同的意象因视角不同、形象——场所结构不同、范围不同、情感价值等种种不同而相互区别，所以当这些情景或对话模式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时，不同文化或社会背景下的人们便会对本就各有特点的意象有不同的理解。

意象起初总是在各种感觉经验中产生的，比如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动觉意象和嗅觉意象等。

认知模式主要包括意象模式、隐喻模式、转喻模式、民族言语模式和命题模式，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模式以及以上这些模式的混合体。

认知模式通常也是在几种（事实上可能只有一种）感官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而且它还与人类的情感、意图、计划和期待巧妙的交织在一起。

其次，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在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规约的、并且互为前提的关于世界观的意象为翻译语篇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例如，“动物世界”拦目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某种动物的图示化的意象，如野猪，它逐渐地变成我们谈论野猪或其他动物的共有的知识基础。

这种意义上的意象就属于T. Givon (1992(30):12) [4]所称的“普遍共享的语境，或者文化知识”（“the generally shared context, or cultural knowledge”），属于Deborah Schiffrin (1987:28) [5]所指的“信息状态”（“information state”），它关注的是说话者和听话者所知道的内容，同时意象也就是Deborah Tannen 和Cynthia Wallat (1993: 60) [6]认为的“知识图示”（“knowledge schemas”），就是有关世界上人物、对象、事情和环境的预测。

再次，在大脑中存在的普遍的概念结构可以被同时激发，或者按一定的顺序激发，它们能够相互呼应，而呼应的结果就产生了语言。

被多维的言语、语法或世界观所激发的图示经理了一个漫长的伴随与结合的过程之后，便能够形成一组决定速成的结构，这就是语言的规约。

此外，尽管语言、语义系统、认知模式和世界观都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起来的，但是文化语言学却并不盲目地跟从彻头彻尾的文化相对论。

虽然不同的语言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然而人类的语言却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构成了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基础。

三、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作用
翻译是一种将一种语言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

它是语言知识的实际应用，
而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学科，它既研究语言主体本身，又研究语言作为产生意义的工具的方面。

人们曾经一度将翻译看作是语言学的一支，可见翻译同语言学的关系甚为密切。

“因而我们应该致力于翻译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因为它肯定会为译者提供关于语言的本质和功用的极具价值的建议。

”（“It should therefore have a great deal to offer to the budding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can certainly offer translato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Mona Baker., 2000:5) [7]这种密切关系对于现代语言学来讲尤为正确，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也不是例外。

因此，我们将仔细探讨一下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对于翻译活动的帮助。

一) 图示理论对翻译的重要启示
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图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它可以看成是种“学术性的、内化了的思维形式，它可以调解不断发展的经验翻译和记忆的重构之间的关系。

”（“learned, internalized patterns of thought feeling that mediate bo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ongoing experi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mories”）(Claudia Strauss, 1992a:3) [8]. 图示是按照一定的等级顺序形成的，可以被想象成是意识所拥有的检验形式，也或者是种对意识检验十分有效的认知形式。

不论是笔译还是口译，如果我们想将其做好，除了能够精通并熟练的运用母语和这种外语以外，我们还必须掌握充足的、与文章相关的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语篇。

因此我们就深入探讨以下图示，尤其是知识图示是如何为翻译提供有效的帮助的。

知识图示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大脑中关于某中事物背景知识、常识知识等种种图示混合在一起的产物，它所覆盖的范围极其广大而又不易被察觉，全是因为它的形成是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它对于翻译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在领会作品含义和对记忆的提取两方面，更具有突出的作用，领会了它们可以大大提高翻译水平。

知识图示在领会作品含义方面突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知识图示可以帮助语篇中词语的选择和确定。

我们说词汇同图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某中特殊的运用场合中，每个单词都对应着相互不同的一部分图示或者图示的某个视角。

一个单词必定是由与其相关的图示所定义的，那么在说话者想要或者努力地恰当使用一个单词时，为了正确的理解它，了解这个单词在特定的使用语境下究竟属于哪种或者哪几种图示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语言中单词可以唤起人们对某种意义系统的记忆，通常情况下，隐喻作为一种“优秀”的修辞手法可以同时激发出两种甚至更多意义系统的记忆。

团鱼景色、身体、动植物、亲缘关系等及其他主题的所有词汇都有其内在的基本图示。

依据这些图示，单词和词组的含义相对来说便有规律可循了。

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单词含义的确定问题就十分需要图示理论的帮助，我们可以根据单词所唤起的大脑中的基本图示，借助联想得出复杂的引申图示，再运用语境加以取舍，方法十分有效。

许多单词是一词多义的，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表达不同的意义，例如“bank”一词可以解释成“河岸”，也可以解释成“银行”；再如“hot dog”，它的本意是“熏红肠，热狗”，但表面看起来好象是一种狗，如果你并不知道它的意思，而有一天你看见这样的情景：街边小吃摊子上有人要了“hot dog”，尽管你不知道这人点的实际上就是一条烤肠，你也可以猜测出他要的是一种食物，而不是一条狗，这就是关于街边小吃的图示在你的大脑中起了帮助作用的缘故；
2) 知识图示可以为领会作品的语境提供帮助。

语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上下文的含义，还有整个文章所处的历史的、地域的背景环境，因而要正确的把握语境意义十分困难，利用知识图示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它可以将语境分为已知和未知等层次来分别考虑。

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作品的语境会在读者的大脑里形成一定的图示来协助读者的阅读，而这些图示会与读者大脑中原本存在的图示相结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融，便会形成
更新、更具体、更恰当的图示，继而便理解了整个语境；
3) 知识图示可以有益于对下文的预测。

当人们阅读原文时，作品的内容会在大脑中激发相关的一些图示，一旦这些图示被激发起来，就会帮助读者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景，这便是图示的作用。

当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合理的推测”可能不止一个，但是这里我们想要证明的是尽管知识图示不能绝对正确的预测下文的发展，它人就可以相对地限定下文内容和可能性的范围。

而知识图示在加强记忆和提取信息方面可以为信息的提取提供向导，例如，人们可以凭借知识图示中“存钱”这一普遍知识能回想起银行里发生的一些具体情况；还可以有益于信息的重建，有时后，人们回想不起某一具体内容，便可以利用相关的知识图示来弥补重现这一信息。

把握原文意图和意义是翻译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

图示是一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理性认知的知识结构，同时它也是个由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到具体的概念化的过程。

所以翻译认知模式的形成需要许多步骤：译者要将在自己大脑中现存的图示同作者所要力图表达的图示想比较；依据比较的结果提出假设，并不断的验证假设知道译者表达的概念和作者要表达的概念相温和。

掌握了这一规律有利于译者充分地利用图示概念提高翻译水平。

二) 意象对翻译的重要启示
在翻译领域中，意象是指一种由描绘的景象和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融合而成的文化艺术状态，它能够通过联想和想象来影响读者，使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一篇文学作品情境之美通常是由意境、意象体现出来的。

意象就像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可以使整篇作品熠熠生辉，因而“意象的翻译也就成为翻译工作者反复揣摩，力求传神达意的问题”(廖七一，2000：218)[9]。

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意象的概念也十分重要，它是指一种不靠直接的感受，而是凭借记忆或想象所形成的心理表现。

语言同意象的关系十分密切。

可以说语言的论述可以唤起规约的意象，并激发新的意象的建构。

而反过来意象也形成论述的语言，它们互为构成的基本要素。

文化语言学认为，意象作为一个语言学因素，应该与文化合起来考虑，这样可以推进其他语言学领域的进步，也包括翻译。

翻译的功用大致被分为三类，其中之一是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中通过表达、按时或修辞来表达读者能够感受到的事物或特质，“（而其中的修辞）最普遍的用法是指比喻，尤其是指隐喻或明喻的媒介”(吕俊，2001：15)[10]，而它们也是构成意象的重要部分。

习语和箴言中的意象又总是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内容，而至今人们仍不能充分体会文化意象，他们总是将意象同文化分割开来，将意象同视觉词语、典故、习语、修辞和格言等归为一类，将其视作是一种修辞手法。

毫无疑问，意象同上面提到的文学形式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并列的平行关系，文化意象贯穿它们全部，并具有更宽、更深的含义。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是一门除了语言信息之外还包括美学因素的艺术。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进行着语言的认知和审美活动，通过这两种活动，译者领会原作品并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大致的意象，然后运用目的语再造这个意象，从而实现文学艺术的转变和再造。

当然同样的意象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在不同的语言里会有不同的涵义，对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较之与其他文学形式，在诗歌的翻译中，意象的作用更为重要也更为明显。

那么我们就来品位一下诗歌翻译中意象的作用。

这里有宋代著名词人秦观①的《踏莎行》及这阕词的一篇译作：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向潇湘去？（The distant buildings are hidden by the fog. / With faint moonlight, the ferry is out of sight. / The way to Tao Yuanming’s
Ideal Arcadia. / Simply can’t be found, look as far as one might. // How could I bear to be confined in cold spring, /with the close limits of a hotel room? / The characteristic cries of the cuckoo- / Heralds the approach of the evening’s gloom? / It is kind of my friends to send plum blossoms; / to write me letters, for comfort and relief. / Such favors have piled up in my consciousness-/a deep sense of gratitude and boundless grief. // It is only proper that the Chen Waters, / should wind about the Chen Mountains in its flow. / But for whom does this river leave its namesake; / Flow into the Xiao and Xiang Waters below？）
原诗本身十分优美，它的美和深远意义在于其忧郁、惨淡、思乡和离愁，这些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阕词总体上的文化意象。

同时，这些特点也是婉约派宋词的普遍特点：幽雅、婉约，总体细腻体贴的意象。

这阕词中有许多设计精巧的暗喻及其他修辞手法构成意象。

一个是从陶渊明②的《桃花源记》中借来的“桃源”，它是指远离尘嚣的仙境般平静美好的地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也用来指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包括人人平等，无剥削压迫，生活安乐等。

还有一个暗喻是“杜鹃”，在英国诗歌中杜鹃常被看作是快乐和自由的化身，而在中国明朝著名医药学家了李时珍的著作《本草纲目》中，他写道：“（杜鹃）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若云‘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就是杜鹃在这里的身曾含义。

因而文化意象的差异在翻译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这阕词中，相关的意象包括“雾”、“月”、“春”、“梅花”、“楼台”、“津渡”、“桃源”、“孤馆”、“杜鹃”、“斜阳”、“郴水”、“郴山”和“潇湘”，它们都是分散的、独立的事物，但它们合在一起却构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意象。

在浓舞笼罩下的楼台形成了一幅静态的图画，朦胧的月色将津渡描画得如梦如幻，仿佛是个电影镜头，不仅拍出了潺潺流水，而且还将场景从楼台转到了津渡，前两句显示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而后我们得知这些景色都映入了诗人的眼帘，并且视角从景色转到了人。

第四句和第五句显示了作者此时是多么孤寂忧伤，这种惨淡的心情在读者的眼中就像是连绵的江水流穿整首词，使舞、月、春、桃源和杜鹃等更清楚地体现了它们作为意象原型的象征意义。

然而，这阕词的翻译却没有能够成功地再现原作的意象，一些意象比如杜鹃、桃源与原作的意象相比有文化上的区别，或者不容易恰当地翻译出来。

汉语的“桃源”来自陶渊明的作品，指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而“Tao Yuanming’s Ideal Arcadia”却同其本意相差甚远，“Arcadia”是指拥有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的地方，这种解释似乎与“桃源”中所描写的简单快乐的生活相似，但“桃源”却是陶渊明对于显示不满所憧憬的避世之所，表现了他对统治阶级的残酷无人道的揭露与批判。

词人秦观在写这阕词时正被谪贬到湖南郴州，他的心情大致与陶渊明相同，而Arcadia 这一词却不具有这么深刻的历史政治意义，因而不能恰当地再现原作的意义。

此外，如果我们将译作的“The characteristic cries of the cuckoo-/Heralds the approach of the evening’s gloom?”反译回汉语，我们却得到了这样的意思“杜鹃独特的啼鸣预示着黄昏的来临”，显然，这与原作的意思大为不同。

“杜鹃”和“斜阳”共同形成了孤独暗淡的画面：夕阳和杜鹃相互呼应，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在加上杜鹃不住的哀鸣“不如归去”，估计、悲惨的核心意象便一览无遗地铺陈开来。

而译者只使用了一个普通的句子，不能够感染读者，激发联想，品味起来味同嚼蜡。

这些都是由于意象的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所以意象在翻译过程中应该置于文化背景下加以斟酌。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翻译中适当的选择意象可以正确的向读者传递情感、伦理意识、作者的经历或者思想，能够形成宏伟的、神圣的、神秘的、恐怖的等种种特质。

意象应该在文化背景下同读者的知识图示一起加以考虑、选择和检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了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的图示和意象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知道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与翻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译者应该充分利用它的语言学成果来为翻译服务，应该懂得运用图示、原型、易和文化背景来审视原作品，从而在目的语中做出有关意象的合理的选择。

文化就像是从感觉中产生的意象——图示一样，是领会、理解和在大脑中加工处理信息所依赖的工具和手段。

而在文化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有着更多的其他密切的关系等待着我们去探讨，我们应该以更多的努力和信心找出它们，使其为翻译做出更多贡献。

注释：
①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南宋著名词人，著有《淮海集》40卷，《后集》6卷，《长短句》3卷等。

②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两，晋代著名诗人。

主要作品有《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

参考文献：
[1] 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2] 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4
[3] [2] 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46
[4] Giveon, T. The Grammer of Referential Coherence as Mental Processing Instructions [J]. Linguistics [A], 1992(30):5-55
[5] Schiffrin, D. Discourse Marker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28
[6] Deborah Tannen and Cynthia Wallat. Interactive frames and knowledge schemas in interaction: Examples from a medical examination/ interview [A]. Deborah Tannen. Framing in Discourse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57-76
[7] Mona Baker.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5
[8] Claudia Strauss. Models and Motives [A]. Roy G. D. Andrade and Claudia Strauss. Human Motives and Cultural Model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20
[9]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讨[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218
[10] 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