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和意义

话语和意义

话语(diskurs)处于一个网络背景之中，支撑着整个权力网络的日常实践运作。话语是胜利者的话语，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并不是统治者在编织着历史的话语，而是理性在编织着历史的话语；话语所陈述着的东西，毋宁说，就是一部理性的历史。福柯没有停止去讲历史，由此至终都在讲述非理性的历史与理性的历史之间的交锋。话语对福柯来说有着深刻的理解，话语要求着夸夸其谈，大幅度地谈，广而深入地谈论，没完没了地谈论；话语要谈及的对象是什么?正是考古学。话语要把考古学重新当作对象来考察，而考察它的方法就是要「陈述」它。「陈述」远比我们所理解的概念更为复杂，对福柯来说，陈述首先不是用来陈述某事、某物，而是陈述这个陈述本身。「陈述」在知识考古学入面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陈述是使得一切叙述事物得以可能的前提，陈述被福柯理解为具有散射性的本质，它就像计算机键盘上的「散乱的字母」，各不相关，但又是使得字母拼凑成为字词前提，这一点大大不同于我们对「陈述」的日常理解。「陈述」既不是词与物的综合，也不是句子与命题的组合，而毋宁说，陈述是句子或命题必须以之为前提且不需言明的先决条件，它是词与物的形构者（formalisation）。同时，陈述必须是被回溯性才能理解，即是我们必须先语说一个命题与句子，才能知道构成命题与句子的前提并不是逻辑，语义学或句法学，而是超出可理解范围的陈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这里已完全打破了语言学这一中心主义。

福柯曾举了一个例子：「打字机键盘的子母并非陈述，但同样这列字母A，Z，E，R，T列举在打字教学手册上，却是被法文打字机采用字母序之陈述。」在这里，不单是理解到陈述必须依靠实践才能被知道，而且同时指出了，在陈述的领域里，所有陈述的配搭是极之多样化的，「陈述的这种『空隙与碎裂形式』，使人惊异的并不仅仅只有极少事物被说，而且『只有极少事物能被说』」除了这些定义外，德勒兹在《论福柯》的著作中也曾为陈述的定义作过总括：「陈述只存在于稀有化之多样性，以及特异点、为了运作临时主体的空位子，与可合并、重复及自我保存的规则性。」

福柯将话语概念应用到考古学之中，极大程度上深受李维斯陀所鼓舞。神话不再是一堆神圣的符号，而是与其他神话之间的一种话语比较的实践，「神话的本质既不在风格之中，也不在句法之中，而在于通过风格和句法讲述的故事之中。」在这里，神话就是由句子所构成，亦即是神话素，而神话素就是话语。他认为一系列神话中单独的一则故事(也就是「话语」，the parole) 并没有一个独立、固有的意义。若想理解任何一则神话故事，我们必须透过它在整个神话体系(也就是「语言」本身，the langue)中的位置以及它和同系列其他故事间的异同得知。话语既不在句子之中，但又必须植根在句子之中，才能回溯性地反思到支撑着句子(语言和言语)背后的客体，正是话语。正正是话语才支撑着各个神话故事之间的叙述任何一个单一的神话述叙都总已经置身于这一神话体系的话语网络之中。巴

特曾经这样说：「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自己的规则，自己的“语法”；它超越句子，然而又特别地是由句子所构成；话语就本质而言将成为第二种形式的语言学的研究客体。」在语言和言语之间，使两者起著作用的东西，正是一个消失的客体：话语。。话语打破了语言与言语之间的连续性关系，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连续性这一概念之所以可能，是植根于非连续性。在《知识考古学》中，话语成为突显的非连续性概念。这不仅意味着历史连续中出现的不同话语之间非连续性，而且指相互共存的话语之间的非连续性。

福柯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把非连续性的话语分析放置到「外在性原则」之中，外在性原则是指这种非连续性并不仅仅是内在于连续性之中，而是同时在连续性之外的，话语分析的程序是外部的，因为它希望相互不可简约的单独事件序列保持原样，使其「外在于」任何总体化的一般概念，亦即意味着，非连续性使得作为「理性的历史」不再是唯一的编年史，而是具有多样性的历史等待着我们的陈述，包括疯狂史、规训史、性史等等。这一「非连续性」的双重性概念（既是内在原则，又是外在原则）使得福柯的话语分析成为研究福柯的核心。

任何一部历史必须建立出秩序，至少关于理性的历史都是如此建立出一套文明的秩序。但反过来，福柯却说理性的历史总已经是一部暴力的历史，它将非理性的历史排除在外，包括：疯狂的历史、规训的秩

序、性经验的历史等等。但以上都不是福柯要表达的核心，福柯根本不是要把理性与非理性的秩序对立起来，设立一个第二权力历史图式，而是毋宁说，福柯根本就是要说：在考古学的考察中，任何一种历史总已经是一种秩序。但为何福柯研究者都是这样评价福柯为二元对立的体系?引起这种误读，并不是福柯的论述不激进，而是恰恰相反，是不够彻底，不够激进。

福柯认为，「在已编码的认知与散射性知识之间，有一个中间区域，它通过其自身的存在而生成秩序。」福柯没有察觉到，中间区域根本不是一个第三的中立领域，而是，这一中间区域根本就消失于散射性知识本身之中。我们必须要数三为二。这一消失的中介点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编码和散射性之外的中立领域，而是从一开始总已经在散射性之内提供着一种能动性的力量，使得散射性知识具有取替已编码的认知秩序，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散射性具有一种替补作用，我们才能理解到福柯的话语分析如何在各本著作之中不断发展着，不断进展着；我们最终在这里将会察觉到：话语分析根本就贯穿着福柯所有著作的核心，并且，最终导向了「权力理论」。我们不能只把「话语」当作一个消失的中介点支撑着语言（理论）和言语（实践），而且我们不能错失一个关键点：即「话语」必须放置到经验的推进之中，「话语」如何在经验世界之中经历各个阶段并且最终进入到与「权力」相关的阶段。在《词与物》中，话语在“话语—世界”的层面上展示出功能，即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这与《疯

癫史》以及《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对于“话语”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的秩序》中，话语理论出现了断裂：话语的功能性展示于“话语—话语”层面而不再是“话语—世界”层面。《知识考古学》中话语的功能是在“话语实践”中对话语网络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而《话语的秩序》则涉及到“话语控制”中所显示的话语功能性。从《规训与惩罚》以后，话语的功能性跃出了话语层面，进入“话语—权力”层面，此时话语与权力缠绕在一起。在这里，难道我们不是该指出：话语分析必然地不会在此就停下，它必然地不会在话语－权力这一层面就停下来，它必然地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而这些阶段的发展之所以得以可能，正在于话语所提供着的能动性力量，也是福柯持续写作的力量。

不论是福柯、李维斯陀或巴特，他们的话语概念彻底地奉献到客体手上，而彻底忽略了个体的言说地位与话语关系的议题。我们是时候转向后期福柯所提出的主体性哲学，话语已经不再是历史的话语，而是意义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