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史四大发现

1 敦煌经卷

敦煌经卷亦称敦煌文书、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出土的4至11世纪多种文字古写本。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为避兵火，僧众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然后砌一泥墙之外，并与其上绘画，以此来作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敦煌遗书的发现，推进了与中世纪的中亚、中国相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的研究，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

2 甲骨文献

甲骨文献是商朝后半期王室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记事。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1899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1845-1900）始从中药“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1908年，经罗振玉多方考察，方知甲骨文献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而小屯即是古书上成为“殷墟”的地方，甲骨文献为殷王室的遗物。甲骨文献主要记载了盘庚迁都以后晚商时期的历史，反映商代军队和军事活动的内容很多。甲骨文不仅是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在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文字学等多方面都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

3 大内档案

大内档案，指1910年发现于清廷内阁大库的明清两代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的档案。其中明朝档案，原为清初修《明史》搜集而来。

4 居延汉简

19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在新疆塔里木河、尼雅河下游、罗布泊和甘肃敦煌、居延地区，发现了不少汉、晋时代的木简，其中以居延出土的一万余枚汉简最为著名。这些汉简，以木牍记事，记载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瑞典人斯文赫定1899年，匈牙利人斯坦因1906年，匈牙利人斯坦因、俄国及日本等国考古人员1915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1927年发现简牍文献。1930年至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1万余枚汉代箭牍，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次。此处原为汉代张掖部的居延县城，所以沿额济纳河地区出土的简牍，统称为居延汉简。1973年至1974年，居延地区，又发现简牍19637枚，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在发掘过程中，其出土场所、层位关系的记载都十分清楚，复原、整理都很容易，比1949年以前出土的居延简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简策没有经过后人的辗转抄写，保持着书写时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古代史，特别是战国秦汉史的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