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歌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论曹植诗歌

作者：陆海恩

指导教师：魏丽苹

摘要：曹植是建安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诗歌有着如下的特点：作品题材广泛，文采富赡;抒情真挚，充满理性；语言清新流转，富于表现力；风格绮丽，刚柔相济；形式多样，备体兼备。钟嵘评价他的诗歌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关键词：曹植；诗歌；骨气；辞采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它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开创了我国五言诗的黄金时代。整个建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大多敢于面对现实，真实的描写社会动乱，反映人民疾苦，以及表达作家个人的政治理想及其抱负，风格也大多事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因此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邺中诸子，陈王最高”⑴。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⑵，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史“壮美”的美学定位合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从题材范围来看，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涉国家至事，小及人际私情，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的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皆有涉猎，可谓是“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⑷。在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是“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⑹；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⑺；曹植诗工于锤炼，善为警句，对仗工整，平仄妥帖，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歌辞采华茂，粲溢古今，将乐府诗的通俗与与古诗十九首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

一. 骨气奇高

所谓“骨气奇高”是指曹植诗歌慷慨雄健，风骨并举，有血肉有

气势，取胜于意，发端于气。方东朔在评价曹植时说：“意厚词赡，气骨浑雄”⑼。“气”就是指韵味俊爽的文气，“骨”指铮骨端直的文词。

“骨气奇高”是从诗歌内容上看的，追求建功立业是曹植诗歌的核心内容。纵观诗人一生，曹植对政治事业始终怀有热忱，并十分执着、自信，重力行，重奋进。这种强烈的政治抱负以及对生命精神的不懈追求构成了曹植“骨气奇高”的昂扬基调。在《与杨德祖书》中，诗人曾慷慨激昂地坦称：“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他一生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理想。

《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诗作。诗中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的“幽并游侠儿”的英雄形象，充满了豪壮的乐观精神。“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诗歌一开头，就突兀地挺立出一位少年英雄的高大形象，用黄金装饰的马笼头与白马相互映衬，一黄一白，色彩鲜明。“幽并游侠儿”，宕开一笔，从容地介绍少年勇士的来历。接着勾勒出游侠少年四个令人惊叹的动作：“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到“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两个形象的比喻，一位叱诧风云、气吞山河的英俊少年的形象，便活现在读者面前。如此一番描述后，诗人又收拢笔墨，回到故事发展的主线：“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少年英雄接到北来的军令便飞马驰驱，登上那高高的阵地。他锐不可当，长驱直入，一举踏平了匈奴的大本营，又乘胜向左压倒了鲜卑的侵略军。诗情跌宕起伏，进一步描绘出勇武压群敌，豪气吞万里的英雄形象。诗歌至此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但诗人又进一步写到少年英雄的精神世界：“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把诗歌的主题引向最高潮，一位极富感召力的爱国英雄如立眼前，使读者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在胸中荡漾，催人奋发向上。

《薤露行》一诗诗人用乐府旧题述志抒情，倾吐自己的宏伟志向。

诗人希望在短促的人生中奋发有为，为国家建功立业。“愿得展勤功，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诗人以王佐之才自命，希望“输力于明君”，及时“展勤功”，慷慨悲歌，灼热感人。在《鰕旦篇》里，借比喻表明诗人的志向抱负非世俗之辈可以理解。“鸿鹄”、“燕雀”之比，暗用陈涉的典故，袒露了壮士的志向和气概，“雠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陈述了诗人以王室为怀，统一天下的大志，字里行间洋溢着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

曹植后期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他的诗歌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在他的诗歌中。

曹植后期的作品以《杂诗》为代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情，亦贯穿着“慷慨不群”的愤激不平之气。“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杂诗》其四）。全诗通篇用比喻的方法，以美人的桃李容华得不到赏识来比喻自己的怀才不遇。《杂诗》（其五）更是直接地表达了这种壮志难伸的激愤：“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一句深入一句，充分表明自己志在灭吴，完成统一大业，而不愿东归回到自己的封地。“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表明了自己报效国家的壮志和抱负不能被朝廷所用而无法实现的无奈和愤怨。最后，“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点明了诗人渴求报国立功不愿虚度岁月的心志。

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颇多，体验也极深，因而感伤时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建安十六年曹植随父西征，途经洛阳，见被董卓焚毁的洛阳，时隔二十年犹如此荒凉，诗人心情无比沉痛，即兴作诗二首《送应氏》。其一描绘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此外，《名都篇》以暴露都市贵族公子骄逸生活为主，《情诗》（微阴翳阳景）则反映了人民军役生活之苦。这类作品在曹植后期诗作也有表现，如《泰山梁甫行》等。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自身生活的困苦，曹植更能深切体察下层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