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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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近代中国多重危机交织,改变了中国人长期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

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其催生的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诉求。

史学新观念的确立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旧的世界图景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进化论与民史观的确立,推动了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科学观念的全面渗透,则最终实现了史学思维方式的近代化。

在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这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王贵仁(1967―),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河南开封475001)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功能,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影响时代文化特征的一种稳定的主体因素。

“历史学溯源其萌芽状态时起,就同历史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历史思维的变革推动历史学发展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史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

”[1](P262)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实质上是一次历史思维或历史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并由此建立起了中国近代新史学。

一、危机心理与致用情怀主体的思维方式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存在影响下,由一定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知识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主体思维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影响主体思维方式形成和变化的内驱力,左右主体思维方式的趋向。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大国心理和“天下独尊”的优越感,在历史学观念中表现为“天朝中心”与“华夏文明正统论”。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意识逐渐取代民族优越意识,成为国人社会心理的基本状态。

1841年8月,在广东被革职的林则徐途经京口遇老友魏源,谈及广东情势,说出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2](P348)的忧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开始扩散,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官僚士大夫。

论20世纪的史学

论20世纪的史学
要讨论20世界中国的新史学,我们不得不从其源头说起。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学已进入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时期,或者说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新史学已经形成,方兴未艾,尚未占据上风;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已很明显,已不能适应客观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变迁的要求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但尚未丧失主流地位:正因为西方史学的这种剧变是与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分不开的,因而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趋势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或先或后地有所反映。然而,其中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当推法国。这或许同法国史学本身具有的一些传统有关。譬如,法国史学有长期比较重视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研究的传统,从格雷高瓦 的《法兰克人史》到波丹 、伏尔泰、孟德斯鸠 等人的著作都有反映。法国史学也有比较重视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探讨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波丹、伏尔泰的以外,还可以加上波绪埃、丹纳、马比戎 、第勒蒙、西蒙等人的。或许正是上述这些传统使法国史学在20世纪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更容易起到一个主导者的作用。
虽然新史学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的,但不是说新史学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的,而是说在两种文化的交流背景下,才使得中国的学者反思,反省自身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新史学的研究在中国的诞生。又由于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使得史家将各种文明既做纵向的前瞻,有做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的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由此角度来比较闻名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方法各有不同。于是中国的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广,方法越来越多理性,指导观念也越来越创新。但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得以兴起和完善终究归于以下五点:
3.新史料的发现。近的不备,亦可决定后期史学的途径。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
的局限性
杨艳秋
【期刊名称】《齐鲁学刊》
【年(卷),期】2015(000)003
【摘要】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
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

评析梁启
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总页数】8页(P32-39)
【作者】杨艳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相关文献】
1.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J], 郑先兴
2.论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 [J], 王标
3.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J], 徐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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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 [J], 侯云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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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经历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性剧变。

西学,尤其西方及日本近代史学的输入,对于中国史学冲破封建旧藩篱、创立近代新史学体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

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着述。

译着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

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

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着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

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着:《英民史略》、《万国中古史略》、《拿破仑兵败失国记》、《增订五洲通志》、《交涉记事本末》等。

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

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
( 京师 范大 学 历 史 学 院 , 京 10 7 ) 北 北 0 8 5
[ 摘 要] 萧一 山是 中国近代 著名清史专家, 也是 梁启超“ 史学” 新 思想的继承者。青年 时期 , 发奋 著述《 他 清代通 史》, 形 成了“ 民族革命 史观” 并 以之作为贯穿清代近 三百年历 史的主线。其 内涵主要 包括肯定清初郑成功抗 清事业, , 重视天地
萧一山(92 17 )原名桂森 , 10- 98 , 号非宇 , 江苏铜 山 ( 治今徐州) ,90年人北京大学史学 系 , 人 12 师从梁启 超 学习史学 。学生 时期撰成《 清代通史》 上卷) ( 。其三卷
业 的高度评价 ; 二是重视天地会 的作 用及其对清末革
命运 动的影响 ; 论述太平天 国运 动是民族革命的 三是
成功在历史上 留下的光辉一页。
萧一 山的“ 民族革 命史观 ” 形成 于《 清代 通史》 上
卷和中卷相继完成 的 12 90年代 , 是在其 长期 深入研究 清代全部复杂历史进程 的基 础上提 炼 、 升华而成 的 , 它
主要解决贯穿近 三百年清史 的主线 问题 , 主要事 探讨 件演进之 内在关 系 , 也涉及 到考察从清初 至晚清历史
[ 关键词] 萧一山; 史学 ; 新 民族革命 史观 ; 清代通史》 《 《 ; 清史大纲》
[ 作者简介] 田 园(9 5 ) 女 , 17一 , 湖北省武 汉市人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 , 主攻 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
[ 中图分类号 】 02 [ K9 文献标识码 ] [ A 文章编号 】0 3 0 1 2 1 )2— 0 0— 5 [ 10 —77 (0 0 0 0 7 0 收稿 日期 ]0 9一l o 20 2一 9

试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

试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

试述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思潮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

就西方史学而论,这种重新定向大体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动因,也有其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

整个战后世界形势的急速变化,尤其是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引发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涌现一批新史学思潮,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史学流派的兴起,如年鉴派、社会史派、心理历史学、精神史学、结构主义史学、知识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叙述史学、大众史学、比较历史学、追溯考古史学、地理文化史学等等。

由于这些史学流派与传统史学差距甚大,故被统称为“新史学”。

一、新史学的“史学观念”所谓史学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看法,如对现实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对史学研究中主体(历史学家)与客体(研究对象)关系的认识等。

传统史学认为,历史主要就是政治史,历史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搞清政治事件、政治法律制度的背景和后果,主要在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作史料调查,再现和说明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问题。

新史学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着更广泛的理解,认为历史就是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

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理与情感等方面的关系。

在回答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距离更大。

传统史学是一种记叙与归纳性的描述史学,而新史学则是一种分析性史学。

新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描绘过去,而是为了回答问题。

它象其它学科一样,应有理论性思维和方法验证,具体说来,应有理论指导,分析模式,研究设想,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和假设、证实或证伪,以及定量定性分析。

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构建的过程;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在写现在,他是以过去来反映当代,亦即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布洛赫所云:“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

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

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

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
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古代思潮: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时期。

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对社会秩序和个体道德有着深远影响。

2. 近代思潮: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

西方科学、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引进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潮。

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积极倡导改革,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以发展国家。

3. 革命思潮: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

反帝反封建思潮兴起,华盛顿会议原则、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成为中国思潮的重要代表。

4. 改革开放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倡导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的思潮兴起,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

5. 当代思潮:21世纪至今。

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思潮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知识分子的追求逐渐多元化,一方面继续关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也关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民主权利等议题。

总体来说,中国的思潮演变趋势可以看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由传统到现代、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的态势。

2021届高考历史考前复习课件-4.7-全国卷12分试题-提取信息类

2021届高考历史考前复习课件-4.7-全国卷12分试题-提取信息类
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等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最终这届奥 运会的参加国只有80个
苏联解体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等
以上表格中的历史事件体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发展变化的诸 多趋势,请从材料中提炼出一个趋势并结合所学的世界现代史知识予以说明。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第一问趋势,根 据材料“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提出‘杜鲁门 主义’”“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国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以苏联让步收场”“为 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等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最终这届奥运会的参加国只 有80个”,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战后世界出现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和局部“热战” 动荡的局面;第二问说明,可以从全面“冷战”和局部“热战”两方面论证,论证 过程中要史论结合,可以结合美苏政治、经济、军事对抗、柏林危机、古巴导弹 危机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等典型历史事件加以论证。
黑人奴隶奋起反抗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为了独立和自由, 手持长枪与奴隶主殊死搏斗,最后胜利出逃。
突出汤姆的阶级觉悟,最后一幕安排他因反抗而遭受火 刑,临死前发表痛斥殖民者罪行和鼓舞被压迫者抛弃幻 想、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演说。
——据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等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 表述清晰。)
答案:示例:论题:西学东渐推动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多元化。 (2分) 论述: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标志着进化论的诞生,梁启超将该理论与史学 结合,推动了“新史学思潮”的出现;新文化运动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科学精 神得以传播,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与胡适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中国旧有之学 术,都推动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诞生;十月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将其与史学结合,从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 郭沫若则从辩证唯物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一步推动了“唯物主义史 学”思潮的发展。(8分)由此看出, 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也受到了近代思想 解放潮流的影响,体现出时代的发展。(结论认识2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主要有:“新民学”、“新史学”和“中国社会史学”。

其中,“新民学”是20世纪初中国史学家以新思维诠释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潮,其主要思潮包括:尊重古代史料,重新诠释历史,重视民族性,重视民族性,以及注重历史过程,强调史学实践性。

“新史学”则是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中国史学家以新史学思想为基础,综合运用各种新视角,着重研究历史变迁、先代文化传承及异族接触等多种历史课题的学派。

“中国社会史学”则是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史学家以社会史学的视角及专业技术手段,着重研究中国历史具体社会结构的学派,其专注的研究内容包括历史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各种文化活动、人口移动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流程和流派在思想上融合并共存,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其中包括:源起史学、历史民族学理论、实证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理论、社会史学理论、文化史学理论以及历史法学理论。

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史学家们不断深化史学认识,提出“历史观”、“地理观”以及“历史法理观”等更多新的史学理论。

从而在牢固巩固新民学、新史学及中国社会史学等传统流派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家不断发展更新传统史学理论,以更加丰富的史学认知阐释历史变迁,实现中国历史文化的复兴。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们在上述流程和流派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史学范式和话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维和概念,充实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

例如,社会历史结构论的提出强调了社会史的复杂性,加重了史学的实证性;现代性史学的界定标榜了史学研究的前瞻性,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视野;时空秩序论和比较传统论的发展关注传统文化传承以及异族文化对比,对传统文化传承有了新的视角;“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史学”则是将人文视野纳入史学研究,强调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家们紧跟时代步伐,发掘出新的历史研究话语,更新史学的范式,不断完善史学的思想体系,构建科学的历史认识,努力谱写一部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转变

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转变

浅析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转变摘要: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产生了“新史学”思潮,开始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保存国粹”、“整理国故”运动,到胡适的“做成中国文化史”,阐述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

本文以时间轴为主线简要分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转变,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学;新史学1 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从学科上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发展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史学自身包括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课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观念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史学自身内部学术的触动与蜕变。

“新史学”讨论、规范了传统史学范畴内所不曾涉及的在史书体例、研究内容等方面一系列问题,引发中国通史(教科书)的编纂实践,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全新的研究理念(世界视野)、历史观(进化论)和研究方法,初步形成了人们对历史学科的近代认知。

“新史学”还提出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治史,结合多学科(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运用于史学研究中,这其中所蕴涵的近代学科意识、在史学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主张,都具有明顯的近代史学特征。

“新史学”思潮前后,中国史学在其他方面的各种变化继续充实着中国近代史学的整体内容。

在历史教育教学方面,1901年,清朝政府谕令改科举、废八股,科举考试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史学的内容。

1902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大学堂章程》,史学作为应修课程被列入其中。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对新学制下的历史教育作出规定。

到了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则》,历史学被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并列出了具体的历史课程科目。

这期间,为适应各级学校历史教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

中国古代历史的流派之争史学思潮的历史知识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流派之争史学思潮的历史知识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流派之争史学思潮的历史知识点中国古代历史的流派之争:史学思潮的历史知识点中国古代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其间涌现了许多流派之争,这些争议与辩论不仅展现了不同历史学家的观点和学术思想,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本文将介绍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几个重要史学思潮,以及这些思潮背后的历史知识点。

1. 新史学与旧史学中国古代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是新史学与旧史学之争。

旧史学主要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以纪传体为主,结构严谨,注重史实与道德的整合,强调历史的教益作用。

而新史学则以扬雄的《太玄经》为代表,跳出了史传的范畴,注重思想阐述和分析,对古代历史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批判与评价。

2. 公史与私史另一个重要的史学思潮是公史与私史之争。

公史是指编写官方史书,以政治、军事为主,旨在维护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而私史则是指由私人撰写的史书,内容较为广泛,可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这种思潮的背后映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历史记载的多样性。

3. 论辩史学与编年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还出现了论辩史学与编年史学的对立。

论辩史学集中于事件的评价、观点的阐释,注重历史事实背后的动机、目的和结果。

而编年史学更加注重历史事件的顺序、起因和结果,着眼于史实的记录和梳理。

两者的争论体现了对历史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与方法论。

4. 人文史学与文科史学史学思潮的另一分支是人文史学与文科史学之争。

人文史学强调历史的人文性质,将历史与人的本性、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强调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文科史学则重视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和分析,强调历史叙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突出了历史的实证研究。

5. 中国史与世界史最后一个史学思潮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之争。

这一争论围绕着史学的研究范围和侧重点展开。

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很多学者将重点放在中国历史上,研究中国历代王朝的变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而世界史的研究则更加注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全球性和全球意义。

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_方光华

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_方光华
,
近 世史 家
, ,
,
必 说 明所纪 事
,
实之 关 系
1902
其 原 因 结果
《 新史 学 》
前 世 史家 不 过记 叙 一
: “
二有权 力 者 兴 亡隆 替之 事
必 研 究人 群 进 化 之 现 象
, ,
虽 名为 史

实不

过 一 人 一 家 之 谱谍
近 世史 家 必 探 索 人 间 全 体 之 进 步 中又 指 出
为 之次 第
,
录十
,
传十 二

( 《 断世

界学 报 》

190 2
年 9 月 1 6 见
:
日 《 独 史 》)
其 他 就 通 史 体例 发 表过 意 见 的还 有 曾 鳗化
可以看 出

夏 曾佑
刘 师增 等
综观
这一 时 期 新 史家 对 理 想 史学 著 作 体 例的论 述
一 是 以 梁 启 超 为 代表
,
即 民 国 全 部 之 经 历 及 其相 互关 系

年他在
, ,
善 为史 者
,
而求 其 公 理
,
公例 之
必不 能
所在 律


于 是 有 所谓 历 史 哲 学 出矣

历 史 与 历 史哲 学 殊 科

要之

,
荀 无 哲学 之理 想者
,
·
为 良史
例》)

有 断 然也


总之
新史 学 必 须 归 纳 出 历 史 事实 的 演 变 规 则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化”思潮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化”思潮研究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 国化”思潮研究
汇报人:XX 20XX-01-28
目录
• 引言 •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化”思潮的兴
起 • 中国化”思潮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目录
• 中国化”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 • 中国化”思潮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
义 • 结论与展望
01
引言
研究背景和意义
二十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与对 抗、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06
结论与展望
研究结论
历程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化思潮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在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的背景下,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影响
中国化思潮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促进 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同时,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借鉴。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民众 掀起了多次民族抗争运动,如 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 运动等,这些运动表达了民众 对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渴望,推 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在面对外敌侵略和内部纷争时 ,中国各民族逐渐认识到团结 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加强民族 团结,共同抵御外敌侵略和推 动社会进步。
中国化”思潮的历史地位与现
思潮起源: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化思潮的兴起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许多知识分子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同 时,也积极挖掘其中的优秀元素,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

20世纪初“新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

20世纪初“新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

2020.5第42卷哲学社会科学版20世纪初“新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刘永祥, 杨清然(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青岛266100) 摘 要:对“新史学”的考察应突破思想层面的单一尺度,将其定义为新的知识生产典范。

从纵向发展来看,戊戌时期是新典范的酝酿阶段,20世纪最初十年则为形成阶段;从横向效果来看,“新史学”既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良史”的新的职业规范,又借助教育、出版等多元途径进行全社会扩散。

“新史学”典范的确立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的一环,“中国无史”是“中国无学”这一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所谓史学走向中心只是相对经学而言,实则二者一齐衰落,被整合进现代学科体系中,经学不再是独立学科,史学则转换为文化意义上的基础性学科。

“新史学”的主体意识还表现在,在吸收文明史学精华的同时,严词驳斥日本史家和西方传教士所炮制的“中国停滞论”“西方中心论”等民族歧视观点,主动承担起塑造国民历史记忆、培育爱国精神的时代责任,立足中国本身创造出新的历史书写模式,并试图重写世界史,在人类文明体系中争得相应位置。

关键词:新史学;知识生产;经学;文明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8444(2020)05 0471 07 收稿日期:2020 04 30 作者简介:刘永祥,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新史学”常常被抽象为一套新的史学理论观念,侧重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分析,但忽略了“新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生产属性,即缺失了对“新史学”生产行为的社会史和学科史分析。

很显然,必须将两种思路融合起来,方能呈现“新史学”的完整画面。

当“新史学”被界定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典范后,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再局限于抽象的史学理论主张,而应该聚焦于隐藏在这些新知识背后的生产者群体,考察他们主体意识的形成,所建构的新知识谱系,所借助的传播网络(生产机制)以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程度。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论著,呼吁“史界革命”,由此引发“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梁启超及其《新史学》等论著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史界革命”理念之形成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清王朝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上下震动,王朝统治者、各阶层士大夫和朝野学人都深受刺激。

痛定思痛,公认日本以募尔岛国能够走向富强,皆因明治维新收得实效。

于是维新变法运动涌动全国,新闻界、舆论界一马当先,《中外纪闻》(1895,北京)、《时务报》(1896,上海)、国闻报(1897,天津)、《湘报》(1897,湖南)先后创刊出版,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纷纷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

伴随着维新思潮高涨和变法运动的推进,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破旧立新的浪潮,史学界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渐次展开。

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指出:“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

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

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而今天下述而鉴观焉。

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

梁启超在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

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

上述言论表明:对中国传统旧史学极为不满而要求变革,己经成为部分敏锐学者的公开诉求,其产生于国难的激发,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互为表里,紧密关联。

20世纪第一年(1900)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重大事件,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超过中日《马关条约》的屈辱国耻,在思想文化上引发的激荡也更为巨大。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研究述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研究述评

作者: 赵铁锁;解庆宾
作者机构: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 理论学刊
年卷期: 2013年 第1期
主题词: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史
摘要: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化”思潮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的研究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的探究,更能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引领着这一时
期“中国化”思潮的发展,而“中国化”思潮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的重要语境.目前学界虽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中国化”的含义、研究范畴与实践段限以及“中国化”思潮的定性这些基本问题缺乏丛要的界定与认识.这一选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对当下中西文化之争的历史回思,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推进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杨四代;杜娟【期刊名称】《云南社会科学》【年(卷),期】2022()5【摘要】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

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

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

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页数】11页(P170-180)【作者】杨四代;杜娟【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西南民族大学【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300;C95【相关文献】1.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2.以正确的历史宣传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简明新疆地方史》:背景、特点、意义与思考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背景及意义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背景及意义5.深刻领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做好新时代陕西人大民族工作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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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
“新史学”思潮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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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

”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

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
实。

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领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

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

在学术界己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②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

本文拟从20世纪初、20年代、30至40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仲国通史》写作尝试
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国门洞开,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亚须被重新评价,以便让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以及前进的方向}鼓“革命”不仅仅于政治而言成为
一种时髦的话语,学术文化领域也不甘落后,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树立或高举“革命”大旗“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也予以倡导“新史学”若具体到“中国史”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明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

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肪列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①这段话可谓是对《中国通史》编撰兴起原因的最好阐释。

二、“新史学”的方法论转向与通史写作的困境
20世纪20年代,中国通史的观念及写作实践有非常明显的转变。

有研究者将1900一1915年视为中国通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奠定期,②而另有研究者则认为新式中国通史发韧于晚清,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次高潮。

③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则可以发现20年代是中国通史写作的一个相对低潮期。

其中缘由,正在于“新史学”由重史观而转向重方法。

在这一转向中,“考史而不著史”的价值取向与“欲为通史必先做好专史”的操作技术使通史的写作面临着双重困境。

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将科学话语输入中国,“新史学”亦由早期的“求人类公理公例”转向追求专业化与专门化。

在这一进程中,胡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称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蔡元培赞扬其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

④在胡适自己的表述中,其成功则主要归于将“进化观念”转化为“历史的态度”。

⑤胡适进而以方法为切入点,撰写((a青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章,提出“整理国故”的鲜明口号,将中国现代学术在“科学方法”的思维下真正启幕。

胡适之后,其弟子顾领刚进一步提出“疑古”学说。

疑古史学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而这种诊释正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

顾领刚自述说:“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

”而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

他说:“我很想得到些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学。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实证主义逐渐成为史学主流,以至于出现了论者所说的“新考据学派’,⑤,也有学者称20世纪史学存在着“乾嘉范式”⑥。

在崇尚考据的学风之下,真正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多是专
题性的研究著作。

陈寅J洛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

”⑦这正是科学史学的实证旨趣所在。

三、科学史学反思下的通史写作高潮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在这一背景之下,史学的经世功能被极度彰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①的风气得以改观。

张荫麟对这种现象有比较准确的观察:“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

②现代研究者则指出:“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

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和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


在这一时期,通史出现了一个撰写高潮。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20世纪30, 40年代出现了40余部中国通史著作,而1938 } 1943年间即有20余部。

就连以考据著称的“史学二陈”也分别调整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向。

1943年,陈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

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
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饱古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己。

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螟眩,厥疾弗廖也。


④陈垣所谓“有意义之史学”即指讲授全祖望学术,他在史源学授课与研究中也采用全氏的饱古琦亭集》作为教材,这是因为全氏书中多有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名节记载,能够激发故国思想,振起北方士气。

陈寅烙仅有的两部疏通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成书于30, 40年代。

四、结语
通史在20世纪上半叶不同时段的命运正是“新史学”发展螺旋形前进的体狐“新史学”的演变,其实一直处于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的纠结之中。

虽然“科学化”是一种持续的口号追求,但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史学始终不能远离时代,科学求真的“较真”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客观理念很难真正持续地贯穿于史学实践中。

同时,通史的写作离不了归纳与疏通的运用,这就会关涉到传统史学中“通”与“专’、“考据”与“义理”之争的问题。

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前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一个评议:“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
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

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

其最之口号,厥为以科学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

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

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

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钱穆给出的解决之道是:窃谓上述两派之争议,平心论之,亦是各有立场,各有见地,合则两美,分则两损。

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上述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冶之于一炉。

’新式通史是20世纪初期以来“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如何既能揭示历史的规律,又能立论翔实,经得起推敲,使“考据”与“义理”完美结合,迄今仍是值得每一位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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