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思潮的演变

论“中国通史”之观念与20世纪上半叶

“新史学”思潮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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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有一段对20世纪“新史学”的总体概括:‘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①此中“与时俱变”一语堪称精准‘科学化”于“新史学”而言是一种持续的口号和追求，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各异。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表现为对“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追求，进入20年代之后则又体现为“实证主义”。这一演变趋势于史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理念中体现最为明显。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面向。在进化论观念的刺激之下，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观计划，夏曾佑则将“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理想变为现

实。但进入20年代之后，在胡适、傅斯年、顾领刚师弟子推动的“史学科学化”语境之下，新考据学派因时而生“反对疏通”和“不做概括式论断”成为科学史学的响亮口号。但是30年代之后，在时事的刺激之下，无关时代主题与民族命运的细节考证日益丧失吸引力，通史著作竟成为一时之需，出现了论者所谓的“中国通史写作的第一次高潮’。

在学术界己往的研究中，关注通史体裁变化、内容多样性的研究颇为集中，②而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通史”之写作与“新史学”演变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拟从20世纪初、20年代、30至40年代三个时间段的观察，探讨中国史学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并由此对“新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演变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一、“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的仲国通史》写作尝试

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毫无歧义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国门洞开，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亚须被重新评价，以便让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以及前进的方向}鼓“革命”不仅仅于政治而言成为

一种时髦的话语，学术文化领域也不甘落后，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树立或高举“革命”大旗“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也予以倡导“新史学”若具体到“中国史”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明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肪列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①这段话可谓是对《中国通史》编撰兴起原因的最好阐释。

二、“新史学”的方法论转向与通史写作的困境

20世纪20年代，中国通史的观念及写作实践有非常明显的转变。有研究者将1900一1915年视为中国通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奠定期，②而另有研究者则认为新式中国通史发韧于晚清，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次高潮。③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则可以发现20年代是中国通史写作的一个相对低潮期。其中缘由，正在于“新史学”由重史观而转向重方法。在这一转向中，“考史而不著史”的价值取向与“欲为通史必先做好专史”的操作技术使通史的写作面临着双重困境。

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将科学话语输入中国，“新史学”亦由早期的“求人类公理公例”转向追求专业化与专门化。在这一进程中，胡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称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蔡元培赞扬其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④在胡适自己的表述中，其成功则主要归于将“进化观念”转化为“历史的态度”。⑤胡适进而以方法为切入点，撰写((a青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章，提出“整理国故”的鲜明口号，将中国现代学术在“科学方法”的思维下真正启幕。胡适之后，其弟子顾领刚进一步提出“疑古”学说。疑古史学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而这种诊释正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顾领刚自述说:“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而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他说:“我很想得到些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学。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科学实证主义逐渐成为史学主流，以至于出现了论者所说的“新考据学派’，⑤，也有学者称20世纪史学存在着“乾嘉范式”⑥。在崇尚考据的学风之下，真正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多是专

题性的研究著作。陈寅J洛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⑦这正是科学史学的实证旨趣所在。

三、科学史学反思下的通史写作高潮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在这一背景之下，史学的经世功能被极度彰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①的风气得以改观。张荫麟对这种现象有比较准确的观察:“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②现代研究者则指出:“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和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

在这一时期，通史出现了一个撰写高潮。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20世纪30, 40年代出现了40余部中国通史著作，而1938 } 1943年间即有20余部。就连以考据著称的“史学二陈”也分别调整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方向。1943年，陈垣在致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

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饱古琦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己。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螟眩，厥疾弗廖也。”

④陈垣所谓“有意义之史学”即指讲授全祖望学术，他在史源学授课与研究中也采用全氏的饱古琦亭集》作为教材，这是因为全氏书中多有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名节记载，能够激发故国思想，振起北方士气。陈寅烙仅有的两部疏通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成书于30, 40年代。

四、结语

通史在20世纪上半叶不同时段的命运正是“新史学”发展螺旋形前进的体狐“新史学”的演变，其实一直处于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的纠结之中。虽然“科学化”是一种持续的口号追求，但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史学始终不能远离时代，科学求真的“较真”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客观理念很难真正持续地贯穿于史学实践中。

同时，通史的写作离不了归纳与疏通的运用，这就会关涉到传统史学中“通”与“专’、“考据”与“义理”之争的问题。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对此前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一个评议:“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