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政治制度

汉代的政治制度

西汉建国初，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这是关系到西汉地主政权能否维持并巩固下去的首要问题。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的事实时刻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这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开始，汉高祖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主要内容有：其一，组织军队复员。军队官兵复员为民，根据功绩大小，按照军功爵位的高低，赐给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这些复员的官兵。愿留在关中者，免除十二年的徭役，回归原籍的，免除六年。这样，就使爵高位显的军官变成大地主，一般士兵也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从事生产劳动。其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爵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第五级爵），位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全家赋役；七大夫以上者，分给食邑。这一条诏令的作用，就是从政治、经济上扶持一批因军功而获得土地的地主。其三，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着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这使许多因秦末农民战争而丧失土地与爵位的地主和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和爵位，这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四，释放奴婢。诏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以上是地主阶级适应农民战争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它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扩大了汉王朝的统冶基础，使封建统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产条件。这样，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生产的恢复。

政治、军事制度及法律

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压制割据势力

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借谋反的罪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随着异姓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面对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的问题，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于是，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举兵叛乱。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及胶东王，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晁错。但刘濞继续进攻，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七国叛军。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后被东瓯所杀。其余诸国也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145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不能掌握政治军队。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组织。

颁布“推恩令”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继续打击地方势力。

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汉代的政治制度（2）

君主集权的加强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以扩大统治基础。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其一，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