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文学思想

苏东坡，是位了不起的文学家。

有人把他列为李太白之后第一豪放的诗人，评价是够高的了。

但是，秦少游还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说：“苏氏之学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尤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答傅彬老简》）。

事实上，苏东坡既称得上伟大的文学家，又称得起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政治人物。

以苏氏为中心，在中国哲学史上曾形成“蜀学”。

侯外庐认为，“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中国思想通史》卷三）。

这种思想，苏东坡是尤为突出和执着的。

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

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祭龙井辩才文》《东坡集·后集》卷十六）儒释道三家学说，都声称其宗旨是救乱世，都使人“止至善”。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确是殊途同归。

苏轼认为它们各派学说，犹如江河，虽有南东之不同，但最终都汇于大海，归结为一。

他的这种观点是博览群书和随着阅历的加深而逐渐铸成的。

若就学识而论，说苏轼学富五车是并不夸张的。

苏轼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迦文”，可见他少时确是儒释道等百家之书，无不毕读。

开蒙之后，他的老师是颇有名气的道士张易简。

他自己说：“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

”（《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他还颇得意的。

从名师，又独被张易简所赏识，足见他的聪颖和对道士传教所接受的情况是不错的。

可谓是得意弟子。

大约在宋神宗以前，苏轼应举求仕期间，也是他广泛吸取诸家思想学说期间，他受传统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崇儒而排斥道释。

很显然，封建时代的举子必须攻读儒家学说。

苏轼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

”（《东坡集》卷二十九《答李端叔书》）正如他在《答刘巨济书》中说：“时以此取之，不得不尔耳。

”前面所说的跟道士张易简学习，则杨朱、老庄之说必然学得可以；而专为应举而苦攻的家传儒学，自然得天独厚。

苏轼早年的一些文章、奏议等，对孔孟推崇备至。

他认为孔子之说“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子思论》）；盛赞孟子“有所守”。

对老庄有不专一的时候，非难老庄申韩。

认为韩非正是由于发挥了老庄虚无的思想，于是才有“轻天下，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申韩之罪”皆“老聃、庄周使之然”（《东坡应诏集》卷九《韩非论》）。

可以认为，他在中年以前，对待各家学说还不是从各自的实质要害出发，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这期间他应诏、上奏议，当然要以儒家学说为本。

其它各家学说他虽早有接触，但多持批判的态度。

他说老庄那种“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著而不可挹”的思想是不着边际的，“此其真能然哉！”即使有人能做到这样，对统治者亦是不利的。

因此，“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东坡奏议集》卷一《议学校贡举状》）从另一角度看，在这一时期，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

论天下得失亦然。

他说周代是仁义取天下，守天下；秦是以诈力取天下守天下；汉是以诈力取天下，而以仁义守天下；而诸葛亮则是“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

”并认为“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时，诸葛亮“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行仁义；而主张袭杀刘表之后，夺取刘璋之国，则“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

（《东坡应诏集》卷十《诸葛亮论》）由此可见他这时期对儒家的偏爱。

然而，进入中年，大约是自贬黄州之后，他的思想再不如此单纯、专一了。

苏轼自己也承认：“某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与王庠书》），少年轻狂，自负刻薄，这也是难免的；涉世渐广，在饱尝人生的苦乐之后，方能较客观地看待一切。

应该说，其思想崭新境界的展开，当在元丰三年之后，贬居黄州的现实生活，为其思想的复杂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使他在痛苦中反思，趋于深邃。

他居黄州期间写给秦少游的回信中说：“……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

又承见喻，中间得病不轻，且喜复健。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

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

自非废放，安得就此。

”（《答秦太虚书》）可见，贬黄州之后，他欲笃信于释道，行动言语均有所示，但是并未真正的成为道地点出家人。

他在二度遭贬受迫害，绍圣元年被发落到广东惠州的贬所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炼丹也，欲成而炉鼎败。

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

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信而有征。

”（《东坡志林》卷一《乐天烧丹》）他认为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期间，亦曾寻道术厚自养炼，借此术以释胸中之块垒，可惜白乐天炼丹将要成了时而炉鼎却败，后不久他忠州刺史除书到，又要他出去做官。

因而苏轼认为这是世间与出世间事不两立的缘故。

而苏轼自己，因写诗讽刺新法，遭乌台诗案之难，被贬官黄州之后，虽始寻道术（去杂欲）以清遣心中郁闷之气，但自言学道久而无成。

因为自贬黄州四年后离谪所，分别赴常州、登州、京师、杭州、扬州、定州等处任职，十三四年之后又遭贬广东惠州，到惠州时苏轼写此则日记时，认为自己世间事“今日真败矣！”可以认为，他此期对释佛该是更虔诚了。

这个时期，在经历了艰辛的世事磨难之后，他变得更深邃了，对儒释道各家的看法，趋于较为客观，最起码说是不再以势利的目光去看待各家学说。

他的思想深处有释佛的风味，而性格脾气却又完全似孔孟的再世。

由佛家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学和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他心灵和感觉的丹炉中融出了一种新的合金。

他善于理解佛家哲理，经常与和尚处得情同手足，他将佛教哲理注入儒诗之中。

给人以浑厚和迷离恍惚的感觉。

他的三千多首诗中，据不准确的统计，写禅道佛理的约有二三百首，这些诗中同时又体现着儒家的思想风范。

反映了他超旷自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怀贤而潸然下泪的思想情怀。

的确是儒释道三教浑然于一体。

苏轼在读书求仕、为宦显达或遭不测之时，他从各家学说中吸取着有用的（好的）东西，塑造着自我，现实生活的熔炉也在锻造着他的模型，当理想的发生矛盾时，他不断从思想方面加以调节，这种自我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

可以说，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不尽相同的。

到了中年之后，真正的苏轼、苏轼思想趋于稳定，儒释道三教学说中他的自我整体中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又找不出道地的单独一家的独立成份。

说是随缘自适，倒不如说出处自由。

对社会的适应性更强了。

当然也绝非是尽善尽美的。

这种崭新的苏东坡思想，体现于他的诗文、行止中。

在苏轼大量的作品中行文里，都闪耀着这种合金的光。

我们确实难于以某种学说的标准来规范他的思想。

他有《读道藏》诗云：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

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

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篨。

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

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假如是诗文鉴赏能手，对此诗肯定要从许多角度去赏析。

因为其体现的思想因素本身就是复杂的，但又是整体性的。

要义是：要求做人虚静专一，心无内忧，杂念尽除，然后才能顾及天下而笃志求治。

假如整日自己内心忧虑杂念充塞，哪还有心思能顾及天下呢？这确是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

另外，《秀州僧本莹静照堂》诗中，体现的这种思想更加鲜明：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

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

君看厌事人，无事乃更悲。

贫贱苦形劳，富贵嗟神疲。

作堂名静照，此语子为谁。

江湖隐沦士，岂无适时资。

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娱嬉。

从之恐莫见，况肯从我为。

玩味这首诗，你说他是儒家思想，不是；你说他是释道思想，也不是；但又都象。

“鸟囚”、“系马”，渴望挣脱羁绊而得到自由，这似乎是老庄的东西。

但退一步说，超世独立，无所适事亦不好，诗中说“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

从另一角度看，一味追求功名富贵，为名缰利索所困绕，同样是痛苦；但是，若逃避现实而无为，也会感到空虚无聊，不是苏轼所赞同的，他主张“不若听所之”。

老庄崇尚自然的影子是有的，但是，儒家门徒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处世态度似乎隐约闪现。

我们去意会诗的精神，将其笨拙地表述出来，是这样：有用世之机会，就应奋力而为，积极及时努力，以求建功立业；但是，一旦被遗弃于朝野，也应安心适意，“任性逍遥”，不贪名利。

得志时就积极有为而不贪功名富贵，不得志时也能静处江湖而不猖狂、颓放。

儒释道三家合而为一，相机而用之，故能在位而不贪恋官富，调之以老庄之说；下位时而不沉颓沦丧，调之以儒家之术。

假如说是似乎近于玩世不恭，倒不如说是精神支柱的强硬。

所以，他纵然是遭贬异地，而又一贬再贬，险些没贬到海外，但他仍能随缘自适，顽强地生活着。

我们再看他一首《柳子玉亦见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诗：不羡腰金照地光，暂时假面弄西凉。

晴窗咽日肝肠煖，古殿朝真屢袖香。

说静故知犹有动，无闲底处更求忙。

先生官罢乘风去，何用区区赋《陟冈》。

释道主虚静专一，求闲散无为，乍看似是老庄的说教。

而苏轼却说，“说静故知犹有动，无闲底处更求忙。

”“先生官罢乘风去”。

官罢当然是就范于儒道之后，儒家给人以“学而优则仕”的说教，苏轼认为我们不妨可以做官为宦，奋砺有为；但脱去官袍，只不妨就范于释道，羽化乘风而去，“抱明月而长终”。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一个神采飘逸，头系浩然巾，骑鹤欲升天的儒家道士兼佛教徒的美髯公。

苏轼的千古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也表现出这种思想。

流放生活固然不幸，但是，如拿庄周的蝴蝶一梦来相比照的话，实无所谓忧患；丽姬闻赴晋而悲，到晋后因快乐又后悔不该悲。

对于至人、达人来说，万物齐一，较何长短呢？儒家夫子们虽然怂恿人们有为，但教人不悲于个人得失。

对苏轼来说，流放生活也有他自适的地方，那就是去赤壁矶吹吹江风，与大自然为伍。

客观现实将他推向黄冈赤壁，无情地冷落他，嘲弄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以愤怒和报复的目光去注视赤壁。

遭贬黄州的第三年，贬谪生活已经三年，生活困苦，行动不自由，内心极端苦闷。

他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去战胜的呢？两篇赋的情景告诉我们：秋气满月之下泛舟江上，江风、水涛、明月、赤壁这些景物似乎都是永恒的，而自己的遭遇却是反复无常，难以测度的，这种夜游大江而激起联想的结果却偏偏不能适意，怎么对待这铁一般的现实呢？苏轼是用主观的精神力量，自己把握自己，不为外界所左右，这也本是他豪放、超旷的本质所在。

《前赤壁赋》写了清风明月，江涛歌声和主客行止之后，以对话说教的形式，认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题西林石壁》）。

因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前赤壁赋》）这里分明渗有佛家哲学的义理，非月动非风动，而是心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