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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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博物馆学
(一)什么是新博物馆学
一般地说,新博物馆学是指具有一整套关于博物馆的目的和功能的侧重理论的探讨,并且在运作中与传统博物馆学有较大区别的博物馆学。1989年出版的《新博物馆学》一书的主编彼得·弗格(Peter Vergo)在这本论文集中首先把书名定为新博物馆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对新博物馆学下了如下的定义:
“新博物馆学是一种对‘旧’(Old)博物馆学、博物馆内部与外部专业普遍而广泛的不满的陈述,……旧博物馆学的疏失在于太过于重视博物馆的方法(Methods),而忽略了它的目的(Purposes)。博物馆学在过去很少被提及或受到重视……除非彻底地对博物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新检验——这并非意味着仅仅以更多的增加收入或更多的观众作为标准来衡量博物馆的成败……否则博物馆将会发现自己到处被人看成是‘活化石’罢了。”作者在这篇序言里所说的“活化石”是指从地球历史上的中生代(距今215亿年至6500万年以前)至今天一直生活在深海里的空棘鱼类(Coelacanth),这类鱼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身躯变大,但相对地说脑子在萎缩。
美国博物馆学家哈里森(J1D1Harrison)在1993年发表的《90年代博物馆观念》一文中指出:新博物馆学的观念是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学的观念而言的,并尝试对过去的概念做一番全面的检讨与批判。它的重心不再置于传统博物馆所一向奉为准则的典藏建档、保存、陈列等功能,转而关怀社群与社区的需求,成为博物馆经营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理念在法国社区博物馆的运动中被诠释得最为透彻。博物馆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建筑空间内,它变成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以全方位、整体性与开放式的观点洞察世界的思维方式。结合上述两位学者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新博物馆学的特点:它把工作和关怀的重点放在社会上的人而不仅仅是博物馆的物质基础——藏品。它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观念,社区中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博物馆就奉献什么,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以人为本”,强调“以人为本”,并不否认藏品在显示博物馆特点中的独特作用。1996年我国台湾师大罗欣怡先生曾用图表的方式解释传统博物馆学与新博物馆学的区别。
(二)新博物馆学诞生的时代背景
1.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人类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是新博物馆学诞生的催化剂
二十世纪70年代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大转折的时代,由于地球上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以及发生了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社会危机促使人类痛切地感到:自认为是万物之灵的人类,自诞生以来并没有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世纪初期开始,许多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但并没有认识到人类在工业化的同时正在毁灭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特别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大气环境被污染、森林锐减、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土地荒漠化、酸雨蔓延、水质受到污染、生物多样性在急剧减少、自然资源越来越短缺,人类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于是在7 0年代出现了绿色革命的呼唤。环境主义者提醒人们:保育环境是全人类的责任,需要每人从自我做起。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博物馆应该是环境保育的尖兵。
美国博物馆协会(AAM)早在1971年就出版了《博物馆与环境》手册,呼吁各类博物馆都进行环境教育。国际博物馆协会也于1972年召开了“博物馆与环境”的国际会议认为保护环境已经是人类最后的选择。正在此时,由法国两位生态学家兼博物馆学家发起倡导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tum)在欧美开始创建,融合了社会与地域。生态博物馆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因为有时这两者很难分开,有些大面积的文化遗产会同样遭到出于无知与私利的破坏。
人类自身另一个反思就是如何处理时空距离正在缩小的“地球村”上人与人的关系。二战以后,许多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原子弹并不能制止战争。要实现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最根本的问题是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们的理性思维。事实上二战以后世界上局部战争并未停止,种族歧视、凶杀、恐怖与犯罪率不断上升。有不少国家正经历社会转型期,致使一些人在挑战传统中自我定位模糊,贫富差距拉大,人际关系疏远而紧张,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与道德危机,这就使人想到了能终生启发人的心智、塑造人类真(理性)、善(道德)、美(情感)灵魂的博物馆的作用。于是进一步反思博物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到底应起何种作用?更进一步追寻博物馆的根本目的又在何方?这种把博物馆的作用与全人类进步联系起来的反思正好是新博物馆学诞生的催化剂。
2.博物馆的二次革命为新博物馆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确的反思必然孕育着改革的火花。早在1928年,英国人迈尔斯(H1Miers)就提出了博物馆的功能由收藏研究发展出教育是博物馆的第一次革命。从时间上说,19世纪后期开始到20世纪的前半期,用解释藏品的内涵进行教育是博物馆的第一次革命。因为教育功能的出现,标志着博物馆的收藏、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教育,使博物馆融入了社会生活。但事实上博物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依然是文人雅士孤芳自赏的象牙之塔,教育的内容与群众的需求相距甚远,不能为社会及其发展起到作用。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反思下,人们要求博物馆明确自己存在的目的,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功能。正在此时环境主义与社区主义风起云涌,人们要求返璞归真,希望用人与环境的见证物——实物和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像镜子一样反映并保存昔日的记忆与往事;希望博物馆能更多的关注自己居住社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于是在户外博物馆的基础上发展出民俗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如美国斯密桑宁所属的安纳考斯提(Anacostia)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纷纷建立,它们建馆的目的性都十分明确。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了圆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博物馆与当代社会”,会上讨论了博物馆与农村环境、博物馆与农业发展、博物馆与社会及其环境文化、博物馆与科技的发展、博物馆与终生教育。会议强调博物馆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革,博物馆就是为社会、社区及其发展服务的机构,要建立为当地居民服务的中小型博物馆,博物馆专家要有多学科的知识……。与会者认为这样的博物馆才是有活力的博物馆,或者叫能把博物馆的目的与群众需求相结合的整合博物馆(I ntergratedmusemum)。许多学者认为这次会议是博物馆思想史上一次重大转变,改变了博物馆哲学。它扩大了博物馆工作的内涵,也扩大了博物馆学与多种学科的交叉,使博物馆不再脱离群众,是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二次革命。自此以后出现了“生态博物馆学”、“活力博物馆学”、“社区博物馆学”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属的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国际性会议,在1984年发表的《魁北克宣言》中接受了英国博物馆学家梅兰德(P1Mayrand)提出的新博物馆学以涵括上述的博物馆学。1985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的附属机构之一的“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正是强调博物馆在当代社会中的目的、功能的博物馆二次革命以及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实践为新博物馆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新博物馆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