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母语

中国的母语近些年，随着一批民国老课本的重见天日，激起人们对于那个年代教育图景的热情及想象，也再一次触发人们对当下母语教育的集体反思，包括教科书的编写。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教科书所揭开的只是民国教育之一角。

在它们背后，蕴藏着更为广阔、也更耐人寻味的历史景观。

值得重视的一段历史是：尽管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新教育已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上全面改写传统中国教育，小学语体文教科书代替了“三百千千”，“狗，大狗，小狗”代替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民间，文言文与语体文呈现出二水分流、双峰并立的景象，两者一旧一新，相济相生，使得文化的薪火不至于中断当时一些生活在得风气之先的都市读书人家，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往往采取一种变通的方式：先让子弟在家塾念上二三年甚或三四年的“子曰诗云”，再去新式学堂念书。

或者干脆新、旧同时进行;周一到周五在学堂念书，周六去私塾念“子曰诗云”。

陈从周先生在回忆早年受教育经历时说：“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

妈妈将我们几兄弟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古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施蛰存先生的情况也颇相似。

他在世时曾对笔者提起，当年在上海松江上新式小学时，周末还要到一位老先生那里学古文。

无独有偶。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身为律师的父亲专门为他延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等，且都要背诵。

值得注意的是，杨、高二人的父亲均受过严格的西方教育。

除这两位科学家外，还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胡适、陶行知、陈寅恪、郭沫若、钱穆、竺桢、邹韬奋、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徐志摩、茅以升、梁漱溟、李四光、蒋梦麟、顾颉刚、傅斯年、丰子恺、鲁迅……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单如果一直列下去，几乎囊括了近现代中国人文科学界的杰出人才。

而他们早年，均接受过传统的“之乎者也”的教育。

而另一面，即使在新式学校里，国文教师也并不全用语体文教科书教学。

笔者采访过多位在1930～1940年代念小学或中学的学者。

老先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笔者，当时上小学时学的还是语体文，但到了初中、高中则几乎全是文言文。

邓云乡先生在其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提到当时高中生须会写文白两种文体的文章，“……因为考大学时，像北平北大、清华这类学校，大都出白话文题目，而南方上海交大、南京中央大学等，则都出文言文题目，高中毕业生必须学会写两种文体的文章……”至于高中国文教材，不少学校直接采用古文选本，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

即便是教会中学也不例外。

北京汇文中学第十任校长高凤山先生曾留学美国，先后获美国西北大学(微博)文学硕士、波士顿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

1936届校友何纯渤先生这样回忆道：“我们老校长(高凤山先生)提倡文言和白话并重。

我进学校半年就体会到这个好处。

”他还记得老校长说过的一句话：“新的东西都是从旧有的东西传下来的。

没有旧的就没有新的!”不仅是家庭和学校如此，一些社会出版机构也顺应这种趋向。

作为最早编印中小学新式教科书重镇之一的中华书局，在编印小学语体文教科书的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普及型的文言读物，如《古文比》(全四册)、《史记论文》(全八册)、《五朝文简编》(全廿八册)、《文学精华》(全廿二种)、《古今文综》(全四十册)，等等。

其中特别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一套供高等小学校用的《评注古文读本》(全六册)，每册30篇。

此书首印于1916年12月，至1933年3月止，17年间印行33版次。

以当时全国识字人口来看，这个数字已相当惊人。

另外，中华书局还分别在1923年和1925年编过一套新中华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三册)和《高级古文读本》(三册)，两者与同时期编写的《初级国语读本》(三册)、《高级国语读本》(三册)并行不悖，形成文、白分编两套教科书，在当时颇有影响。

颇有意味的是，1948年，白话文的倡导者叶圣陶、朱自清和吕叔湘三人合编了一套《开明文言读本》，为当年开明书店汇集一些名家编印的系列国文教材中的一种，原计划出6册，实际只出了三册。

1978年，叶圣陶、吕叔湘先生删去《开明文言读本》中若干篇课文，将原来的三册合并成一册，即为《文言读本》，由三联书店出版。

编者在《编辑例言》中说：“我们把纯文艺作品的百分比减低，大部分选文都是广义的实用文。

”书中一共选了32篇文章，从体裁上有小品、佛经、笔记、序跋、小说、古风、近体律绝、家训、政论，等等。

作者则上至先秦，下至鲁迅、蔡元培，各代都有。

编者还特意编排了一些白文，供学生断句和标点。

由此可见，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尽管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新教育已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上全面改写传统中国教育，小学语体文教科书代替了“三百千千”，“狗，大狗，小狗(1922年商务印书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代替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民间，文言文与语体文呈现出二水分流、双峰并立的景象，两者一旧一新，相济相生，使得三千年的文言血脉得以延续，文化的薪火不至于中断。

古典文学的杰作历经千古的汰芜存菁，已成文章之典范，足以见证中文之美可以达到怎样的至高境界。

让莘莘学子真正体会到如此的境界，认识什么才是精练、什么才是深沉，在比较之下看出，今天流行于各种媒体的文句，出于公众人物之口的谈吐，有多雅，有多俗，多简洁或多繁赘民国时期的这种文白并存、相济相生的局面，与其说反映了当时民间社会朴素的文化坚守，不如说是一个民族体现在文化传承上的强大的“集体无意识”。

文言是中国文化的根。

自甲骨文起，三千年间，凡中国历史、文化、文学、政治、军事、医卜、农业、算学等所有重要典籍均为文言。

以清朝乾隆年间所辑的《四库全书》为例，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3503种，合79330卷，又存目6819种，合94034卷，加起来是10322种，合173364卷。

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四大类。

而文言是打开这个宝藏的钥匙。

身为中国人，不懂文言，很难真正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也很难做到“鉴古知今”。

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一千多年来，我们的前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学经典，如《离骚》《哀江南赋》《陈情表》《出师表》《陋室铭》《兰亭集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这些用文言撰写的不朽之作像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滋养了无数世代的中国人;与此同时，也化为文化基因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里，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文言同样可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情感且让我们读一读陈寅恪先生所撰的《海宁王国维先生墓志铭》的一段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曾经有人说，文言难懂难学，不够大众化。

但人类创造语言并不仅仅用于“你吃了吗”这样的低层次交流。

与地球上别的动物相比，人类是一种具有高级精神活动的动物。

她需要有一座精神殿堂。

而在这座殿堂里，需要用另一种更深沉、更庄严、更典雅、更具仪式感的语言来表达。

文言文，以及用文言文所撰写的赋、表、记、铭、传、碑、祭文、对联等，便是这种需求的具体体现。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时代。

语言和图像的最大区别在于：图像是平面的，它让我们直接面对所谓的实存，而语言的抽象性却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比之白话的直白和浅露，文言的高度凝练及其特有的含蓄、蕴藉，造成了无穷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再创造的语言空间，其品读过程本身即想象力的展开与激活。

有人称之为“唤醒”。

张中行先生在《文言和白话》一书中曾举例说如很多人都念过的《庄子·逍遥游》和《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论酒量那部分，前者述说大鹏高飞，是“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后者述说夜里纵酒的情况，是“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

”都是用语不多就写出一种不容易想到、更不容易描画的景象。

就是这样，两三千年来，文言用它的无尽藏的表达手法的宝库，为无数能写的人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并且如苏轼所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因此，笔者不禁怀疑，今天中国人的创造力、想象力萎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与文言传统的断裂有关?并且，文言所特有的节奏和音韵，即在表达上所造成的一唱三叹、回环婉转、起伏跌宕、抑扬顿挫等等，使它具有白话所无法比拟的语言张力。

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曾写下《望大陆》一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放眼古今中外，抒发思乡之情的诗文千千万。

笔者个人感受，唯有用古老的文言，才能唱出如此回肠荡气、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笔者同样怀疑：时下国人语言之粗鄙低俗，整体文化教养之令人失望，是否也与文言传统的断裂有某种关系?2009年，由于受陈水扁台独政策的影响，台湾修订了《高中国文课程标准》，将文言文的比例由此前的65%缩减至55%，台湾文学家、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撰文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新文学之兴起，迄今不满百年，百分比却要超过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实在轻重倒置。

古典文学的杰作历经千古的汰芜存菁，已成文章之典范，足以见证中文之美可以达到怎样的至高境界。

让莘莘学子真正体会到如此的境界，认识什么才是精练、什么才是深沉，在比较之下看出，今天流行于各种媒体的文句，出于公众人物之口的谈吐，有多雅，有多俗，多简洁或多繁赘。

文章通不通，只要看清顺的作品便可，但是美不美，却须以千古的典范为准则。

中华民族所承受文化的内容，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

以文言为载体的启蒙，不仅是“识文断字”，而是“启”人文之“蒙”，包括百科常识教育、历史教育和经典教育，正好对应着现代课程理论的三个范畴：知识—价值—思维方式，背后则隐含着以经学、史学、文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个体，启蒙教育的意义自不必论。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启蒙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并有其鲜明的特色。

据史书记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众多小学识字教材。

并且，其教材内容、编写体例、语言方式等均已形成基本模式，以后各代及至晚清，前后长达两千年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这种惊人的“超稳定性”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征。

在语言形式上，历代识字教材多为韵文。

如公元前40年成书的《急就篇》，是我国现存比较完整的最早的小学识字教材兼常识教材，西汉时史游编纂，全书共2114字，34章。